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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和推究神秘妖異的預言。它的愚昧，繁瑣，導致古文經學的興起。東漢覆滅後，儒學整體上衰微，其中今文派趨於滅絕，古文派則保持著雖非統治性的卻仍然重要的地位，併為後世重新改造利用。

在敘述漢代文學概況之前，我們首先對秦代文學作一簡略交代。秦王朝歷時甚短而輕視文化，文學上可說的東西很少，大致只有一部《呂氏春秋》和李斯的一篇《諫逐客書》。《呂氏春秋》是秦丞相呂不韋門客的集體著作，分為十二紀、八覽、六論，又稱《呂覽》。它以儒學為中心，兼收先秦各家學說；內容以政治為主，而涉及廣泛，故一向列為雜家。全書由一百數十篇彼此獨立而又相互聯絡的短文組成，大都先立論，而後引證史實或寓言故事，文字簡明，條理清楚，有一定形象性。李斯原是楚人，入秦官至丞相，輔佐秦始皇完成統一大業。《諫逐客書》為勸阻始皇驅逐非秦國人士而作。李斯本是戰國遊士一類人物，文章也有明顯的縱橫辭說的習氣，文辭華麗而鋪張，氣勢奔放，說理透徹，是傳誦的名作。另外，秦代尚有“雜賦”、“仙真人詩”著錄於《漢書·藝文志》，但久已失傳。

漢王朝統一強盛的局面，為漢代文學提供了新的基礎。作為社會統治思想的儒學則一方面具有從維護統治者所提倡的倫理原則的實用功能上肯定文學的一面，又有從上述立場忽視乃至反對文學的審美與娛樂功能的一面。它既可以被文學家用來作為一面幌子，又可能被嚴格的正統派用來作為扼殺文學的根據。正是在這幾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漢代文學形成許多自身的特點，並構成中國文學史上重要的一環。以下我們從幾個主要的方面分別加以介紹。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文學史上，漢代是文學的價值開始受到重視的時代。

這一點需要同先秦時代相對照來看。在本書第一編《先秦文學》部分中，我們列述了許多作品。但這些作品，除《詩經》和《楚辭》外，本身都不是文學作品；其寫作目的，是為了表述政見、記載歷史或探討社會生活法則，而不是追求文學的美感。只不過後人可以從中分析出文學因素和文學價值來。而《詩經》，雖然在春秋時代已經成為非常重要的典籍，但人們卻又不是把它當作文學作品來看待，而是重視它在禮儀和人倫教化方面的作用。《詩經》的命運就是：它的地位越高，離作品本來所具有的文學意義越遠。《楚辭》是用富於文采的文學語言寫成的抒情詩，這表明生長於南方文化土壤上的屈原等詩人，已經率先認識到文學的價值；《楚辭》也正是對漢代文學影響最大最直接的作品。但必須注意到《楚辭》只是區域性地區和少數作家的作品。而且，就詩人創作目的而言，其政治因素恐怕還是高於藝術因素。再說，先秦時代的文化人，可以分成政治家、哲學家、軍事家、外交家等等，沒有一個就其社會身份而言可以稱為“文學家”的人。屈原就創作成就來說是偉大的詩人，但社會身份是政治家。也就是說：在先秦時代，沒有人能夠單單或主要憑藉其文學創作的成就而得到社會的承認和重視，獲得一定的社會地位。所以從總體上說，先秦還不是文學的價值受到重視的時代。

漢代的情況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文學的地位即使不如政治、哲學那樣顯要，至少已經被看成是人類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這也就是文學的價值開始受到了重視。具體表現之一，是出現了漢賦（又泛稱辭賦）這一種完全以文學感染力本身為目標的文學樣式。漢賦是從楚辭演變而來的。雖然由於它的堆砌辭藻的習慣加深了文字的隔閡，對於今人來說已經很難欣賞，但它在文學史上的意義和作用，卻絕不能忽視。這種文學樣式的本質，就是透過精心安排美麗的文字，整齊的句式，嚴謹的結構，表現社會和自然的種種奇特事物和絢麗景象，刺激讀者的感受力與想象力，獲得審美快感。語言在這裡不僅是傳達思想的工具，而且是同音樂中的聲音、旋律一樣，本身是藝術的直接表現。這種樣式，最容易使文學的意識得到確立。

具體表現之二，是文學創作的興盛，以漢武帝時代為例，寫作辭賦的，有武帝本人，有淮南王等諸侯，有御史大夫倪寬等公卿大臣，有董仲舒、司馬遷這樣的名儒學者，更不用說還有司馬相如等一批專門家。作品的數量與先秦相比可謂驚人。據班固《兩都賦序》說，成帝時整理從武帝以來各種人士奏獻給朝廷並且還儲存著的辭賦，總數有一千餘篇。東漢張衡更用“作者鼎沸”來形容他那時辭賦創作的情況。這在先秦是無法想象的。

具體表現之三，是出現了一批專門從事文學活動的文人群，他們僅僅或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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