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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以來最快速的大規模減貧運動。

第五，在20世紀90年代，南亞各國（主要是印度）的貧困發生率也顯著減少，從1990年佔總人口的45。0％下降到1999年的36。6％。但是貧困率在東歐和中亞國家顯著上升，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也從47。4％提高到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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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節：不平等帶來的憤怒（15）

與不平等方面的統計資料類似，在有關貧困的資料上也存在爭議。秉持樂觀主義的一方仍然是巴拉和薩拉…伊…馬丁，圖9。4顯示了他們的研究結論和世界銀行的關於20世紀90年代的絕對貧困人口數量的對比（雙方對於貧困的定義差異非常小）。三方的研究結果都顯示，在1990年到20世紀末的10年之間，貧困人口有顯著減少。但世界銀行認為貧困率在9年時間裡減少了9。5個百分點，薩拉…伊…馬丁認為在8年時間裡減少了13。1個百分點，而巴拉認為在10年時間裡減少了25。6個百分點。

從這些分歧中能得到什麼結論嗎？正如薩拉…伊…馬丁自己所說的那樣，他的研究與世界銀行的相比，在經過某些校正後大致相當。３７與他們分歧較大是巴拉的結論，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巴拉採用了國民賬戶的資料來計算平均收入和開支的增長，用家庭調查的資料來計算收入和開支的分配，而世界銀行在兩方面採用的都是家庭調查的資料。

這樣的方法差異帶來的最大影響在一個令人驚訝的案例上有所反映：印度。我們知道，印度的人均真實收入水平在20世紀90年代提高了大約一半，但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處於極端貧困狀況的人口的總數卻只有很少的下降。在整個南亞（以印度的資料為主），絕對貧困人口的數量在1990～1999年間只是從5。06億下降到4。88億。巴拉認為，這似乎不太可能。由於4。88億極端貧困人口相當於全世界總數的42％，因此，任何重大的計算錯誤都可能導致整體結論出現明顯偏差。

我們已知的一個事實是，在1987～1998年期間，對於南亞國家而言，從居民調查得到的消費資料與國民賬戶反映的資料的比例從73％下降到了56％。看起來，家庭調查似乎沒有充分反映南亞國家的消費支出的增長。還有，如巴拉指出的那樣，在印度進行的工資和失業調查顯示，農村地區的工資水平與國民賬戶反映出來的消費增長幅度更為接近，和家庭調查的資料則有較大偏差。此外，印度官方估計的貧困率在1999年是26％，或者說2。6億人口（其標準是按1993年購買力平價計算的每天1。25美元，略高於世界銀行的1。08億美元，這樣得到的數字應該更為保守）。可是，世界銀行根據較低的生活費標準計算得到的數字卻是接近3。6億人。世界銀行還根據印度政府的1。25美元的標準進行了計算，得到的貧困人口的總數達到了4。7億，比印度政府自己估計的資料高出了2。1億。印度政府認為，自己的資料有所高估，而其他人的研究……例如著名的國家應用經濟研究理事會……也都認為印度的絕對貧困人口的數字比世界銀行的估計要少得多，在1999年約為1。5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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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節：不平等帶來的憤怒（16）

簡短地說，有充分理由認為世界銀行高估了極端貧困人口的數量，同時低估了減貧的幅度。如果不是這樣，那就必然意味著印度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不平等狀況有嚴重惡化。這在邏輯上是有可能的，因為有許多窮人居住在非常落後的邦裡，如北方邦和比哈爾邦。但印度政府自己的資料並不支援這個猜測。我們可能不會像巴拉那樣過於樂觀，他認為發展中國家每天生活費不足1。25美元（1993年購買力平價）的人口的比例已經從1980年的44％下降到2000年的13％。但印度乃至整個世界的貧困狀況的減少幅度，很可能要比世界銀行估計的大得多。

不消說，這樣的看法很多人並不接受。與薩拉…伊…馬丁同樣來自哥倫比亞大學的托馬斯·波吉（Thomas　Pogge）和桑賈·瑞迪（Sanjay　Reddy）認為，如果說世界銀行的數字不夠準確的話，那也是因為估計過於樂觀了。他們特別指出，用這樣一個測量標準（按1993年的購買力平價計算，每天生活費低於1。08美元）比較世界各地的貧困，犯了三個方面的原則性錯誤：第一，世界銀行採用的國際貧困線〃並不能滿足維持基本生存的需要〃，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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