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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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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水滸二論》(三聯書店07年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的第239…240頁寫道,不應“政治掛帥地強說前無計劃、後無步驟、因應行事、以中上層社會分子為主幹的梁山聚義是農民起義”。

在接著的第335頁寫道:“東平、東昌兩府與梁山從無過節,梁山為了消弭內部矛盾便隨意起兵攻打,不論城池被攻破與否,人民生命財產遭嚴重損害勢不可免。為何此兩地的人民該充當解決宋江政治難題的犧牲品?這樣子就是替天行道嗎?可容別具用心,硬給《水滸》套上現代政治解說者不顧書中所說的事而盲目美其名為農民起義嗎?”

在第339頁寫道:“從‘逼上梁山’、‘替天行道’、‘官逼民反’等陳腔濫調所代表的角度去看《水滸》固然無法窺其堂奧,套用‘農民起義’、‘英雄傳奇’、‘反貪官,不反皇帝’這類新八股亦難得要領。兩者均會導致得出膚淺且似是而非的結論。”

馬幼垣先生提出的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水滸傳》裡的梁山聚義,不應看作是農民起義嗎?不應把《水滸傳》看作是對那一社會里農民起義的描寫嗎?

作為讀者,我很想看到馬先生對此有較為詳盡的論述,但馬先生的這厚厚兩大本書,重點並不是討論這個問題,而只是在論述其它問題時順筆一帶說了這樣的一些話。現在,我只有遵照馬先生指示的“就書論書”這一“簡單、正確”的方法,來考慮《水滸傳》是不是不能當作一部描寫農民起義的書來看?又因為《水滸傳》寫的是宋江的事情,書中還寫了宋江去打方臘,這都與北宋歷史有關,不可避免就應當粗略看一下北宋歷史上宋江、方臘以及其他“盜賊”的情況。歷史上的農民的反抗或起義總是被用“盜賊”這個字眼來記錄的,並無現成的“農民起義”這四個字,關於這一點,應當沒有疑義,要不然,中國這麼長的封建社會歷史上就不存在“農民起義”這回事而成為世界史上的奇聞了。

為了避免過多引用人們早就熟知的《水滸傳》故事,我們不如先看看北宋歷史上有關“盜賊”的情況,他們起事的原因、隊伍的組成如何?他們的所言所行如何?朝廷對他們的政策如何?他們的結局如何?然後與《水滸傳》作一對照,二者是否一致?這樣,我們既符合馬先生的要求“就書論書”,又增加了參照系,應當較能說清楚這個問題了。至於理論上的引經據典,就不費那事了,免得“膚淺且似是而非”,被馬先生戴上“政治強說”、“陳腔濫調”、“新八股”這幾頂大帽子。

據何竹淇先生《兩宋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上編第二分冊所錄《宋史卷一八八》載:“元祐元年,司馬光言:‘近歲災傷,盜賊頗多……萬一有李順、王倫、王均、王則之事,乘間竊發,攻陷郡縣,豈不為朝廷憂?”

馬司光言及的這幾個“盜賊”,發生在《水滸傳》的年代之前,為北宋前期(太宗、真宗、仁宗)。我們不妨先來作一簡略的考察。材料來自《彙編》上編第一分冊。

1,關於李順。

淳化四年,四川“民王小波聚徒,起而為亂,謂眾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民多來附,遂攻劫邛、蜀諸縣……小波病創卒,眾推小波之妻弟李順為帥……賊勢日盛”。兵力達到十多萬以上,在與官軍多次作戰中失利,李順等人被捕遭極刑,餘部繼續與官軍作戰。我們從《彙編》所錄曾鞏《妖寇傳•王小波傳•附李順傳》等資料可知,這是一次官逼民反,他們殺貪官,並建立自己的政權,最終失敗。

2,關於王倫。

慶曆三年,歐陽修《論沂州軍賊王倫事宜》說,沂州卒“王倫等殺卻忠佐朱進,打劫沂、密、海、揚、泗、楚等州,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橫行淮海,如履無人……及至高郵,已二三百人……王倫仍衣黃衣衫,據其所為,豈是常賊?……江海諸處,先有盜賊,漸與王倫合勢,而兇徒轉熾……”。《再論王倫事宜》:“近日四方盜賊漸多,兇鋒漸熾……王倫所過楚、泰等州,知縣、縣尉、巡檢等並不鬥敵,卻赴王倫酒茶”,《論諫院宜知外事》:“王倫驅殺士民,攻劫州縣,江淮之上,千里驚騷”。王倫最後遭官兵剿殺。

3,關於王均。

何竹淇先生按說,王均起事形式上屬於兵變,但時間上是繼王小波李順之後,彼此不無相關。

鹹平二年,益州叛軍推王均為首,據成都,陷綿、漢諸郡,知益州牛冕出奔漢州,都巡檢使劉昭戰死,均遂號大蜀,建元化順。王均戰敗,在獄中自盡。

4,關於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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