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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周作人發表短文《傷逝》，其中引用了一首羅馬詩人的詩，中有：“兄弟，只囑咐你一聲珍重！”之句。不久，魯迅亦發表小說《傷逝》，開篇便說：“如果我能夠，我要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為子君，為自己。”晚年，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這樣寫道：“《傷逝》不是普通戀愛小說，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來哀悼兄弟恩情的斷絕的……我也痛惜這種斷絕，可是有什麼辦法呢，人總只有人的力量。”

兩週後，魯迅又發表小說《弟兄》，這篇文章完全是按照1917年周作人出疹子，自己驚慌失措、細心照料一事，並且向周作人表達了“鶺鴒在原”（鶺鴒亦作脊令，是一種生活在水邊的小鳥，當它困處高原時，就悲鳴向同伴求救，故詩經中雲“脊令在原，兄弟急難”）的意思。

魯迅收藏的現代作家的譯著中，以周作人的譯著種類為最多。二人反目後，魯迅仍蒐集周作人的作品。

魯迅時常惦念周作人，他常對周建人說：“八道灣只有一箇中國人了。”

《語絲》被張作霖查封后，魯迅擔心周作人的安危，給周建人、川島等人寫信說：“他之在北，自不如來南之安全，但我對於此事，殊不敢贊一辭，因我覺八道灣之天威莫測，正不下於張作霖，倘一搭嘴，也許罪戾反而極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當能相助耳。”

李大釗遇害後，周作人將李的大兒子李葆華藏在八道灣，後送其去日本留學。魯迅得知此事後，對周作人大加讚賞，魯迅去世後，周建人在給周作人的信中提及此事。

一次，周作人的一部譯稿交給商務印書館出版，魯迅去時，編輯正在校勘，魯迅說：“啟孟的譯稿編輯還用得著校嗎？”在商務印書館工作的周作人說：“那總還是要看一遍的吧！”魯迅這才默不作聲了。

1933年，魯迅再次向弟弟發出求和的訊號，他在其詩《題三義塔》中寫道：“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魯迅知道周作人的“日本情結”，在逝世前特地讓周建人轉告周作人：“遇到此等重大問題時，亦不可過於後退。”

魯迅一次次示好並沒有得到周作人的響應，一直到他去世，兄弟二人都未能和解。

與魯迅斷交後，周作人依舊平靜地上課、作文。但他在1923年7月25日所寫的《自己的園地·舊序》中，重複了7月18日寫給魯迅字條中的話：“過去的薔薇色的夢都是虛幻。”

1924年6月，周作人寫《破腳骨》一文，據川島說，此文是針對魯迅，在文中，周暗示魯迅是個“無賴子”。

舒蕪在《周作人對魯迅的影射攻擊》一文中說：“周作人在公開發表的文字中，對魯迅的人身攻擊卻是時時處處，一觸即發，常常是非常惡毒的。”

周作人對魯迅和許廣平的結合亦有微詞，他說魯迅好色、納妾，晚年，他的日記中仍有“兄弟皆多妻”之語。

雖然失和，但兄弟二人卻沒有斷了聯絡，他們都在《語絲》寫文章，有共同的朋友，周建人、川島不止一次充當了二人溝通的橋樑。二人還一致對外，在女師大驅趕校長楊蔭榆的風潮中，周作人在魯迅起草的《關於女師大風潮的宣言》上籤了字；在魯迅與陳源的比戰中，周作人毫不猶豫站在了長兄一邊。

荊有麟回憶，二人失和後，還常在北大教員休息室見面，一接觸便起爭執。可一旦有人攻擊周作人，魯迅便用給中筆名代弟弟應戰。成仿吾和魯迅論戰時，周作人也在其文章中為魯迅幫腔。“三·一八慘案”發生後，魯迅被列入北洋政府的緝捕名單，周作人知道後，馬上託人通知魯迅。

周作人的《五十自壽詩》發表後，友人們紛紛唱和，引發一場風波。魯迅卻能理解二弟，他在給楊霽雲的信中說：“周作人之詩，其實是還藏些對於現狀的不平的，但太隱晦，已為一般讀者所不憭……”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魯迅逝世。第二日，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課，他沒有請假，而是挾著一本《顏氏家訓》緩緩走進教室。在長達一個小時的時間裡，周作人始終在講顏之推的《兄弟》篇，隻字未提其他事情。第一堂課下課前幾分鐘，周揮一揮袖子，撣了撣粉筆灰說：“對不起，下一堂課我不講了，我要到魯迅的老太太那裡去。”這個時候，大家發現周的臉色非常難看。柳存仁回憶：“他並沒有哭，也沒有流淚，可是眼圈有點紅熱，臉上青白的一層面色，好像化上了一塊硬鉛似的。這一點鐘的時間，真是一分鐘一秒鐘的慢慢的捱過，沒有一個上課的人不是望著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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