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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文蔚曾問周作人為何有人要加害於他時，周輕描淡寫地說：“可能有人覺得我可惡吧。”

周作人任偽職後，文化界傾力勸周作人南下，茅盾、郁達夫、老舍、馮乃超、王平陵、胡風、胡秋原、張天翼、丁玲等18人發表公開信，希望周做“文壇蘇武”，“幡然悔悟，急速離平，間道南來”。當時甚至有“城可失，池可破，周作人不能投降”的口號。

周海嬰記載，周作人對日本的態度越來越曖昧時，正上中學的周建人與羽太芳子的次子周豐三多次勸說二伯父懸崖勒馬，周作人並不理會。周豐三鬱鬱寡歡，最後竟以死相諫，但周作人仍不為所動。

1941年，周作人出任偽國民政府委員、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等職務，文化界一片譁然。艾青說：“周作人，在我們最需要他的時候，背叛了我們！”

依附日本人後，周作人大興土木，翻蓋了八道灣的住宅，臥室也完全改建成日式的榻榻米，家中傢俱、物品都從日本商店購買，家人生病也請日本醫生診治。家人過生日、過滿月都要慶賀，中日車水馬龍，宴席不斷。張琦翔說，八道灣苦雨齋原本是學子、教授願意來的，推門即入，不拘形跡。當週成了偽督辦，翻蓋房子後，給朋友們發通知說，每週一、三、五下午四至六時會客。而逢著會客日，周家有好多官僚，於是朋友們便不大到苦雨齋了。

周作人剛開始大概還抱有“學校可偽，學生不偽，政府雖偽，教育不可使偽”的想法，於浩成在《關於周作人的二三事》中說：“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當局於上午七八時即按原定計劃派軍隊進駐燕京大學，將代校長陸志韋、張東蓀、趙紫宸、鄧之誠等教授聚在一起，準備解去關押……聽我父親說（董魯安，原燕京大學教授，後為晉察冀邊區參議會副議長），陸志韋先生在匆忙中低聲告一位懂日語、以前經常代表燕大校方與日本當局聯絡、辦理交涉的蕭先生說：‘找周豈明！’可見周作人還是起到某種緩衝甚至‘保護’作用的。”

某日，偽新民會通知北平各校學生到天安門參加慶賀皇軍佔領宜昌大會，教育總署請示督辦周作人，周認為學生應遠離政治，參加與否，無關宏旨，教育總署便按其意思通知各校。次日，各校照例放假，無一學生到會。偽新民會顧問安騰大怒，要親自去逮捕周作人，經人力勸才作罷。自此，各校有會必到，到必搶先，而周作人則再不敢管此類事情了。

之後，周作人這個督辦便進出於各類教育會議及各類講習班、訓練班，沒會必到，訓詞、訓示也是：“現在所施行的教育方針，是以親仁善鄰為主旨”，“總之，藉著教育行政的力量，以圓滿達到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的三種目的”等。

1941年4月，周作人與錢稻蓀等人赴日本出席東亞文化協議會文學部會，據當時報紙報道：“14日，周作人一行抵東京”，“上午十時晉宮問候，詢問陛下康強後，更赴大宮御所秩父官邸問候。正午出席文相官邸中橋田文相主辦之午餐會。下午一時半，赴高松莒御殿問候。二時半，參拜明治神宮，其次更參拜護國英靈之靖國神社，東亞永久和平之志向相同，之一行均誓言真心，徑往宿舍雲”。此行，周作人還慰問了在侵華戰爭中受傷的日本軍人。

範紀曼回憶，四十年代初，周作人到中央大學講演，當時中大在地下黨員範紀曼的領導下發生了反對偽校長樊仲雲的學潮。範在講演前找到周作人說明情況，但並沒有透露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周聽罷說道：“我的演講，你們樊校長一定會失望地。我從‘五四’到‘三一八’，也是站在學生方面的。”果然，周的講演《中國的思想問題》贏得學生們的陣陣掌聲，而坐在主席臺上的樊仲雲等人則顯得非常狼狽。

周作人任督辦期間，曾多方照顧李大釗的長女李星華，幫助李星華、李光華姐弟辦“良民證”，協助他們從北平轉移至延安，掩護李大釗此女李炎華及其夫侯輔庭。他還曾營救中共地下黨員高炎。

周作人還與國民黨方面接觸，曾多次找國民黨北平地下市委委員沈兼士“閒談”。抗戰勝利後周作人受審時，國民黨地下工作者張懷、董洗凡等人為其作證，稱周曾有掩護或聯名保釋被捕人員的舉動。

周作人一方面附和日本人的大東亞文化理論，另一方面又希望能保持知識分子的獨立，他的這種矛盾，觸怒了日本人。1943年8月，日本人片岡鐵兵斥責周作人為“中國反動老作家”。

任偽職期間，周作人曾對友人說：“我現在好比是站在戲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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