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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錢鍾書此後依然會拿老師的情事作為談資。《吳宓日記》1939年7月2日記載，吳宓曾向錢鍾書述及自己同前妻陳心一的“冤苦”關係，“不意明晚滕君宴席中，鍾書竟以此對眾述說，以為談柄！”

1940年春，清華大學想聘請學成歸國的錢鍾書，不意遭到時任外文系主任陳福田、葉公超等人的竭力反對。吳宓知道此事後為錢憤憤不平，斥責陳等人“皆妄婦之道也”。他為此事奔走，但不得其果，於是慨然“終憾人之度量不廣，各存學校之町畦，不重人才”。另據《吳宓日記》記載，吳宓曾向陳寅恪談及此事，陳的意見是“不可強合，合反不如離”。

後來，陳福田請吳宓吃飯，吳宓特意叫上好友陳寅恪為錢鍾書做說客，力主聘請錢鍾書。經過吳宓的努力，“忌之者明示反對，但卒透過。”吳宓很是欣慰。

吳宓和馮友蘭將錢鍾書請到聯大。到聯大後，錢鍾書為高年級的學生開設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和現代小說作為選修課。據王佐良的回憶，錢鍾書第一天上課時，葉公超親自至教室介紹錢鍾書，說錢是他的學生，得意之狀，喜形於色。錢鍾書離開西南聯大後，吳宓借學生李賦寧的所記的錢鍾書講課的筆記來讀。筆記內容是錢所教授的兩門課：一是“當代小說”，一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吳宓在日記中寫道：“9月28日讀了一天，29日又讀一午。先完《當代小說》，甚佩！9月30日讀另一種，亦佳！10月14日讀完，甚佩服……深惋鍾書改就師範學院之教職。”

吳宓離開西南聯大也與錢鍾書不無關係。在西南聯大任教兩年後，錢鍾書和諸公不睦，辭職他就。吳宓曾極力挽留，無奈錢鍾書去意堅決。錢鍾書離開的原因據說是錢鍾書學成歸國時，吳宓與清華說好，擬聘請他為清華外文系教授，清華當時也同意了。可錢鍾書到聯大時，學校卻只是聘其為副教授，年輕氣盛的錢鍾書對陳福田、葉公超等人極為不滿，甚至遷怒吳宓，並將此事寫進了他的小說《圍城》。吳宓對清華的變卦也非常不悅，只好勸錢去了湖南蘭田師範學校做教授。這件事加深了吳宓與陳福田的矛盾，1944年秋，吳宓離開求學執教三十年的清華大學，去了燕京大學與好友陳寅恪會合。

《吳宓日記》出版前，吳宓的女兒吳學昭想請已八十多歲的錢鍾書為該書作序。此時的錢鍾書在日記裡寫到，幾十年前自己的一篇文章曾使吳宓先生很不愉快。錢為此寫了一封信給編者，請其將此信附入日記中。他在序裡深深懺悔：“弄筆取快，不意使先師傷心如此，罪不可逭，真當焚筆硯矣。”他還說，將此文附入書裡，“俾見老物尚非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者，頭白門生倘得免乎削籍而標於頭牆之外乎！”

【真誠】

吳宓教授在清華講“中西詩比較”課程時，寫過一個教學說明：“本學程選取中西文古今詩及論詩之文若干篇，誦讀講論，比較參證。教師將以其平昔讀詩作詩所得之經驗及方法，貢獻於學生。且教師採取及融貫之功夫，區區一得，亦願述說，共資討論，以期造成真確之理想及精美之賞鑑，而解決文學人生切要之問題。本學程不究詩學歷史，不事文學考據，惟望每一學生皆好讀詩，又喜作詩，終成為完美深厚之人而已。”

1943年，吳宓在日記中痛批西南聯大的老師們“不務正業”，服役於各種社會機關，“惟多得金錢之為務”，講課時卻潦草敷衍，不與學生見面，不批改作業，甚至連批閱新生考卷時都不到場。而吳宓就連學生考試的時候，也要陪在一旁，準備糕點、茶水送給考試的學生們。

在武漢大學，吳宓任外文系系主任，他給學生設計比較完備的課程，聘請和介紹許多知名教授，如周煦良、田德望等，來系任教和講課，並且捐獻出自己珍藏多年的許多外國文學書籍，設立外文系圖書館。當時正值內戰，許多學生無心學業，參加“反內戰、反飢餓、爭民主”的學生運動。對此，吳宓很是痛心。1947年3月4日，吳宓寫了一則日記：“下午二～四時，外文系圖書館開館，宓往指導。乃學生來者只二三人，殊乃懊喪。使宓痛感今日學生不好學，與宓之每事徒自熱心，空費精力也。”

吳宓對學生不好好學習極為痛心。吳宓曾在文學院佈告欄裡貼過一個紙條，規勸學生，他用毛筆工工整整地寫道：“今日宓來授課，教室內空無一人。珞珈山風景優美，正是諸君大好求知時期，為何不予珍惜，宓深以為憾……”

吳宓的日記曾記載武漢大學學生們不願意上他的課的原因：“晨八～九點上《文學批評》課。徐本炫、劉萬寅二生來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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