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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商業活動，不僅在漢族地區十分活躍，而且很快地影響到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甚至向國外發展。尤其在漢武帝以後，整個社會面臨著一次空前的對外開放。中原以長安為中心，向東北、東南、西南、西北各個方向上，都開展了豐富多彩的國際貿易活動。

在北方，中原與北狄、匈奴間的關係已有悠久的歷史。

西漢初年，中原的絲織品、優質的鋼鐵製品、漆器、茶葉、谷糧等，透過貿易等途徑進入漠北草原，北方的馬匹則銜尾入塞，各種毛皮“充於內府”［63］。以後漢匈之間雖有戰爭，但人民之間的互市交往卻是一直在發展的。

東北方向上的國際交往範圍更大，主要涉及今遼東半島、朝鮮半島及日本等地。而中原與這些地區的直接關係，遠在秦代之前就已建立，漢武帝征服朝鮮之後，交往更加頻繁起來。漢代雖然西域交通最為重要，後世譽為“絲綢之路”，但政府卻禁止蠶種西傳，也不鼓勵鐵器出境，唯朝鮮例外。據《後漢書·東夷列傳》，“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馬韓人知田蠶，作棉布”，辰韓“知蠶桑，作縑布”。可見朝鮮成為第一個從中原引入蠶種和絲織技術的國家，又從中國輸入各種鐵製農具，有力地推動了它的經濟發展。

中原對東南地區的開發是有歷史基礎的。秦始皇統一中國，平定百越（當時有甌越、閩越、揚越，加之其他諸族，合稱百越），設立郡縣。此後與中原移民交融，十分密切。儘管楚漢戰爭時百越乘機各成獨立王國，但畢竟未能割斷歷史上的聯絡，更不能阻礙民間的來往和感情的交流。漢初之時，南越等地與中原、巴蜀之間即有商道聯絡，蜀地的枸醬等產品，在這一帶享有盛名。漢武帝時，中原經濟實力大為增強，對外開拓的形勢已經明朗，武帝先後平服百越，廣開水陸交通，發展民間貿易，使中原與閩粵之間連為一體，為進一步開展南海對外貿易奠定了基礎。

漢武帝時期，中國開始具備遠洋航行的能力，徐聞、合浦等地是對外貿易的重要口岸。《漢書·地理志》對此做了最早的描寫。由中國南海口岸出發至黃支國和已程不國，航行歷時已達一年以上，據考證，黃支國即南印度之馬德拉斯（Madras），已程不國則在斯里蘭卡（SriLanka）［64］。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物中許多當地不產的瑪瑙、水晶等，顯然是透過海路貿易來自南亞甚至中亞地區［65］，因為在公元前2世紀，黃支國與北印度和中亞兩河流域希臘化國家已有政治和文化上的聯絡［66］。據《漢書》記載，西漢時往返於南越與黃支航線上的商賈，除了帶黃金等硬通幣外，還大量裝載“雜繒”之類的絲織品，與南洋各國交市，換取“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等，這些國家的使節商人，也不斷來漢獻見交易。在此基礎上，到了東漢時，與羅馬已有了直接的往來。《後漢書·西域傳》記，“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M。A。Antoninus）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雖然這時國家海外貿易與西域陸路交通相比，還處於較次要的地位，但至少說明當時中原的商業活動不僅在陸路上對四鄰地區拓展，而且也開始大大刺激了中國的海洋航行事業的進步，擴大了中國與南洋國家及西方世界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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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節：第2章漢代社會對外開放的經濟基礎（8）

西南商路是漢代與西方交通的一個重要部分。

兩漢時經由滇緬陸路的國際商業活動，主要以蜀地為大本營，因為四川在古代一直是物產豐富、經濟發達、交通（主要是西、南方向上）也便利的地區。《史記·貨殖列傳》：“巴蜀亦沃野，地饒卮、姜、丹砂、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據記載，蜀地商人早在秦代已北至長安，南達南越，西南則通滇越、滇中，十分活躍。公元前4世紀，蜀商馬幫馱絲綢，經雅安、邛都，渡金沙江，抵昆明、滇越，在這裡與印度商人交易。有的滇越商人則進入緬甸。這樣，中國的產品便可經親敦江（ChindwinRiver）、那加山（NagaMountain），轉至印度阿薩姆（Assam）。成於孔雀王朝的《政事論》中，提及運達印度的中國絲綢，極可能就是古代商人經西南商道轉手販運去的［67］。公元前2世紀張騫所說見大夏之“蜀布、邛竹杖”，也是一個例證［68］。

絲綢之路西南交通圖

漢武帝從張騫建議開闢中緬印通道，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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