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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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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西關係源頭,譜寫絲路文化新章

——重讀丘進先生的《中國與羅馬》

中西關係的緣起,並不在漢代。在漢代之前,中西方就已經具有了不連貫的、非系統的、不明確的和甚至大多是以傳說和誤解為基礎的相互瞭解。在希臘和拉丁作家中,最早提到“賽里斯國”的人,應屬公元前4世紀的克泰夏斯(Ctesias)。他在一部有關世界上有人居住區域的奇聞軼事的著作中,便提到:“賽里斯人和北印度人身材高大,甚至可以發現某些身高達13肘尺(Coudée,約合0。5米)的人。他們可以壽逾200歲。”現代考古發掘,提供了有關早期中西關係的更多物證。近年來從人類學、人類文化學、人類物質文明史角度從事的研究,所取得的豐碩成果,特別令人耳目一新。所有這一切都證明,中西交流史源遠流長,其肇端應斷代為公元前數世紀時。

然而,據現有的可靠史料記載,中西關係史應該是於漢代(自公元前2世紀起)形成雛形,於唐代期間形成了明確而又固定的關係,到明清時代形成了交流高潮——近代意義上的“中西關係”。

中西關係的發軔,正如古今中外所有國家間、地區間和民族間的交往一樣,物質需求應為主導。由於追逐和尋求物質財富資源、開發資源、爭奪資源和利用資源,才產生了與他方交往的慾望。過去某些國家、某些學者宣揚的以推進人文價值觀念,某種文化和信仰,或者是為了意識形態領域的某些利益,才走出家門、地域門和國門,將目光和精力投向外方的觀點,是有明顯偏頗的。中外歷史上的一次次友好往來、一場場侵略與反侵略戰爭、一次次軍事遠征,主要都是為了爭奪物質資源和經濟利益。甚至連許多“文化傳播”的背後,也明顯地受經濟利益的策動。歸根結底,在早期,應該是物質交流催生了文化交流,文化交流也必然會最終轉向為物質交流服務。當然,隨著歷史越向前發展,文化與經濟的關係也越來越密切了。對資源和物質利益的追求,必然會導致文化交流的產生與發展;文化交流的興旺發達,也必然會導致物質交流的突飛猛進。在經濟交流中,必然帶去文化成分;在文化交流中,也必然會涉及物質利益。當然,歷史發展到今天,經濟與文化的交流,有時很難區分孰輕孰重,孰前孰後了。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大概是永遠不能顛倒的。

古老的歐亞大陸,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發源地,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主宰著人類文明的發展程序。中華社會與羅馬社會,巍然屹立於歐亞大陸的兩極。它們之間的交流,不僅對這兩大文明產生了巨大影響,而且也深刻影響其間廣袤無垠、民族眾多和歷史複雜的地區。這些地區的文明,都帶有中華文明與羅馬文明的明顯影響。所以我國早期學者,都把該學科稱為“西域史地研究”或“中西交通史”。用現代學術語言,則將這種漫長而又錯綜複雜的交往途徑,歸納為“絲綢之路”。無論這種定名恰當與否,科學性有多大,它已成了學術界的一種不絕於耳和言必稱之的流行語,或者是一種無所不納的“百寶囊”。我們也只好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吧!無論如何,“絲綢之路”是古代將世界四大文明連線起來的重要交通樞紐。

我們還必須清醒地意識到,在早期的中國與羅馬之間的關係史上,很少有這兩極之間的直接交往。絲綢之路也從未從一端直通另一端。特別是在漢代,中國與羅馬之間的交往,始終是透過大中亞的無數民族或大大小小邦國的中介作用,才逐程逐站地接力式完成的。這些民族與邦國,出於經濟和政治利益,有時故意向兩極隱瞞對方的真實情況(如絲綢的產地和生產技術問題),或者是千方百計地阻止雙方的直接交流(如勸阻甘英渡海西使)。研究早期中國與羅馬的關係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研究絲綢之路沿途各民族與小王國的歷史,以及它們與兩極之間的關係史。這就是中國與羅馬關係史上的“路線圖”問題。中亞始終受極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極其惡劣的自然環境的制約。曾經滄海難為水,許多盛極一時的城邦國一個個、一批批地被湮沒,許多民族被迫遠距離地遷徙,道路改道甚為頻繁,綠洲變成沙漠大磧,江河湖泊變成瀚海。所以,中國與羅馬早期交往史上的許多問題,都非常複雜和混亂,需要作出大量的梳理和考證工作。這始終是擺在從事中西關係史研究的學者們面前的艱鉅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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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節:探索中西關係源頭,譜寫絲路文化新章(2)

在中國早期與西域,乃至中國與羅馬的交往關係中,雖有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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