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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中原地區經濟、文化的高度發展是漢代社會迅速走向開放的內部動因的話，那麼西域各少數部族的上述兩個重要社會特點，便構成了中國透過中亞地區與西方世界廣泛接觸和聯絡的良好外因。即使是“不屬都護”的貴霜，它有與眾不同的經濟結構，有較為發達的希臘古典文化的深刻背景，但在漢帝國強大政治攻勢和先進文明的震懾之下，也以中介者的身份，參加到這一開放、交往的宏大潮流中來。它本身所表現出的許多特點，如它對東西方文明的相容幷蓄，它在地理上是國際交通的十字路口等，一方面使它繁榮了自己的經濟生活，另一方面，從廣義上說，它已成為中國社會對外交往這個更大的社會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對漢朝的“歲奉貢獻”，正是這樣的一種體現。

三、帕西亞帝國與中西交通的關係

公元前3世紀，幾乎與巴克特里亞地區從塞琉古王朝中獨立出來的同時，從北方草原南下的一支部落，來到裡海東南部地區，在一個叫阿薩西斯（Arsaces）的首領的組織下，這個部落與當地人共同發動了一場革命，推翻了塞琉古王朝在伊朗高原的統治，建立起一個新的帝國——帕西亞（Parthia）。而Arsaces王朝的名聲，沿著亞歷山大東征的路徑，傳到中亞，繼而又傳入中原，似即中國史籍中所稱的“安息”之音源。

帕西亞這個強烈反希臘化的帝國，在西亞的廣大地域上維持了470餘年（公元前247年~公元226年），但它真正比較強大的時期是從米特拉達悌（Mithridates）一世（公元前171年~前138年）在位時開始的，他與阿塔班努斯（Artabanus）二世（公元前128年~前124年）的東征西伐，將整個伊朗高原和西亞兩河流域都納入帕西亞版圖。

如果我們用歷史的眼光，從帕米爾高原向東西兩方看去，就會發現兩邊的世界都在發生著類似的變革：漢朝政府正在征伐匈奴，並且開展了對西域的交通，使天山南北的廣大地域歸入了中國的版圖；在中亞，月氏部落正在進行第二次遷徙，他們急促地驅趕著畜群，由伊犁河畔來到阿姆河、錫爾河流域，與當地希臘化土著和南下的塞種發生衝突、混合，不久後貴霜翖侯統一了各部，建立了大帝國。

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原、中亞和西亞這幾個地區，文明的起源、發展的程度本來有很大的差別。但這一時期，似乎有一股無形的力量，使萬里之遙的亞洲大陸上，發生著近乎同步的社會變化。

如果說漢朝政府的對外政策在中亞社會進步中起到槓桿作用的話，那麼中亞民族的遷徙，以及在各個方向上、各種形式的貿易交往活動的開展，對於帕西亞又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這是本節要討論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實際上是與中西交通的發展有機聯絡在一起的。

首先是帕西亞與羅馬國家的關係和特點。

帕西亞部族從塞琉古王朝中脫穎而出，並未以自己的獨立地位為滿足，而是著力從事對外徵略。數十年間，竟發展成為一個世所矚目的強大帝國。它對於西方的羅馬國家，對於東方的巴克特里亞及以後的貴霜帝國，一直是一個難以克服的政治力量；它也像一具巨大的屏障，阻隔在中亞與歐洲之間。

建立帕西亞帝國的牧民武士們，從一開始就對這裡的希臘化作風表示出不能容忍的態度。他們不但在各方面抵制西方的傳統，而且對西部的羅馬國家始終採取強硬的對抗政策。而羅馬則為了自己的利益（這種“利益”是多方面的，例如：為了擴大疆域；為了開展和壟斷世界貿易；甚至羅馬將領克拉蘇為了建立起自己的武功，以便與其他兩巨頭在政治舞臺上抗衡，等等），也不斷向帕西亞發起侵略性的進攻。這樣，雙方都將對方視為自己生存、發展的最大阻礙。許多羅馬的著名人物，如龐培（Pompey）、安東尼（Antonius）、圖拉真（Trajan）、奧裡安（Orian）等，都曾參加過羅馬對帕西亞的戰爭。公元前53年，克拉蘇甚至戰死在帕西亞戰場，他的首級被送到帕西亞王奧羅德斯（Orodes）的殿堂上［126］。公元前36年，安東尼再侵帕西亞，被後者打得落花流水，狼狽而逃。此後雙方戰爭不斷，各有勝負，相持於兩河流域，直至公元3世紀帕西亞為薩珊王朝所取代。從帕西亞的經濟基礎來看，它能夠在這麼長的時間裡，有效地抵制西方最強盛的羅馬帝國的進攻，實在稱得上是一個歷史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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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節：第3章兩漢時期的西域社會與中西交通（17）

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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