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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對於那個今天時常批判的年代始終恨不起來。他們永遠感懷作為一名熱血青年主動要求加入農民隊伍的一幕。那是個追求單一和趨同的年代，真理和正義表現得極其簡單，就像年輕人要求入黨，這幾乎就是衡量“好人”、“壞人”的尺度。很多人入黨時，還內疚地檢討著自己不夠格做一名黨員。在那個極左的年代，無數的青年在萬人大會上宣誓：要做一輩子有文化的農民。政君回憶起當年的價值觀，還跟友人開玩笑：如果時代就是這樣發展下去，我想我會是一個好的村黨支部書記。

隨著“四人幫”被粉碎，謂之“十年浩劫”的年代退去了，從城市到鄉村都迎來了思想解放的大潮。人們在重新審視歷史的同時，也在清算極左思潮對個人的影響，似乎一切都要重新判斷，重新選擇。正是在這種轉換之中，政君離開了生活三年的“知青戶”，度過了四年大學生活。

政君評判著：我是從“改造世界觀”的年代步入社會的，我也就常能從自己身上找到過去的影子。現在，人們的確越活越聰明瞭，開始全心全意地“改造生活”，以至於我們這些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都不惜割掉自己這一點“舊尾巴”。但我總想，在判斷事物的進步與落後、文明與愚昧時，不能超越時代的發展。

大學畢業後，政君有幸進入京城，品味著皇城氣息，跟著時代脈搏從南到北，從東到西，走到了中國版圖畫了粗線的各個區域。生活在不斷改變，社會也變得如此“新潮”，政君承認改造自身真難。

城市的躁動和鄉村的沉默都能在政君的性格中表現出來。

就像他的名字一樣，政君永遠都想做一個正人君子，永遠都想剖析和評判著什麼，永遠都有驚惶的迴避和被刺痛的沉默。雙重性格的交叉是一種內在的痛苦，社會的教育和內心的掙扎讓政君給自己做著註解：對於做作，我厭惡至極；對於形式，也只是利用；對於生命，我守護真實的一面；對於功利，我看做是自己穿著合適的衣服；對於事物和人，我看重實質和真誠，因而我也常被膚淺和誠實所惑。可是今天我們不得不看到：很多時候，膚淺的事物充斥著人們的生活，而誠實卻為世俗所難容。我們處在不斷延續著的日子中，可能普通平淡，也可能奇特悅目……

這就是政君人生之路的鋪墊。他切實地感受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也深深銘記著中國的困苦經歷。他記著自己穿著破棉鞋與母親在冰凍三尺的冬天撿煤球的艱難，也記著他拿起磚頭般笨重的“大哥大”手機打出第一個電話的興奮。他掙扎在意識與思想的邊緣，他生活在自欺欺人的狀態中，他無奈地混沌下去，不想清醒，卻又時時被刺痛。

心印　七（2）

這天早上一上班就拿到批准函的政君，鬆懈地倒在辦公室的黑皮沙發上，把自己包裹在沙發的柔軟中。白色的襯衫攤開在黑皮底色上，那麼醒目透亮。政君的性格也是這般黑白分明，卻又有所遮掩和隱蔽，如內心的掙扎，挑戰兩個極端。沙發的靠背上仰著他已經有了些許皺紋的略黑的臉，寬大的額頭，高高的顴骨和鼻子，一副典型的官相。今天上班，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一切都是老樣子，又走進了允許他一個人支配時間和空間的工作生活，雖然很乏味，但很安靜，也是一種自在。每到對面同事出差的時候，政君就可以這樣安然地在十平方米的屋子裡讓自己放鬆。走，他並不意外，他一直的願望就是離開，只是真的要走了，總感覺有些洩氣的落寞。快五十歲的人了，大把年齡拼了個年輕幹部再培訓，回來又能怎樣？升職也沒有年齡優勢，回來後原來的位置還不知道被誰佔了去，一堆的關係還不知道又變成了什麼樣。雖說只有一年，但對一輩子沒出過國，去的又是大洋彼岸遙遠國度的政君而言的確非同尋常。唉，畢竟自己目前這個縣官不如現管的小位置還有些可以沾沾自喜的優勢。政君有些後悔，但很快一個電話的打入又讓他堅決起來。

政君從口袋裡摸出了開著振動的手機，習慣性地先看號碼的政君猶豫了一下，還是接聽了妻子的電話。“老李，批了嗎？該有訊息了，抻了那麼久，你們單位怎麼回事？”馮莉又在那裡催趕著了。“批了，剛看到批准函。你還有什麼事？”政君不耐煩地問。“哦，批了？批了就行了。對了，什麼時候走？”“十五天後。”政君簡短地回答。“啊，說走還真挺快，幹嗎這麼倉促？你們單位也真是的。”馮莉又開始抱怨。“這是全國的培訓班，不是我們單位一家定的。你還有什麼事？我要開會了。”政君還是要解釋幾句，總要維持一些夫妻的樣子，實際上他用謊話已經是在極力剋制對馮莉的無奈。“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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