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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呢？敵後的游擊戰還怎樣開展呢？儘管毛澤東等許多同志提出了正確的意見，但王明硬是不聽。王明回到武漢後，並沒有按中央的意見，把工作重點放在戰區和敵後，仍然放在大城市和國民黨的談判上。以致武漢失守後，沒有抓住有利時機，在上海、南京、武漢及其他重要敵占城市附近放手組織共產黨領導的游擊戰爭，沒有及時地在這些地區建立起抗日民主根據地。因此，在這些地區鄉村工作比較薄弱，許多自發的抗日武裝，未能及時得到共產黨的領導，使新四軍喪失了大好時機，沒有得到更大更快的發展。而這時華北的抗日遊擊戰爭早已蓬蓬勃勃地發展，根據地也得到了鞏固。這是嚴重的教訓。當然也要指明，大量國民黨軍的阻撓，使新四軍面臨著更多的困難條件。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大德篇（3）

正在這時，接替王明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的王稼祥，從莫斯科帶回了好訊息。由於1938年4月任弼時到共產國際彙報了國內的真實情況，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有了新的理解。在王稼祥回國前夕，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接見了王稼祥與任弼時，他明確表示：在中共中央應支援毛澤東同志的指導地位，王明缺乏實際工作經驗，不應爭當領袖。共產國際的這一指示，無疑是極端重要的。在1938年9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稼祥傳達了這一指示，並指出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的環境和困難的條件下，正確運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共領導機關中，要以毛澤東為首解決統一領導問題，中央領導要有親密團結的氣氛。這就為六屆六中全會的舉行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對十五個月來的抗戰經驗作了總結，最後講了統一戰線和戰爭戰略問題。在統一戰線中他批判了關門主義傾向和投降主義傾向。特別批判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錯誤主張。他說，國民黨是當權的黨，它統治民眾運動，限制共產黨的發展，剝奪各黨派的民主權利，不願制定共同的政治綱領，不允許有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在這種情況下，“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那就是一切經過蔣介石、閻錫山，成為單方面的服從，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正確的方針應該是既統一又獨立。統一戰線中的合作和讓步，都是以承認對方為前提，不能因為合作而抹殺黨派與階級的獨立性及其必要的權利。不然，那樣的合作就成了混合，必然犧牲統一戰線。毛澤東還深刻地闡明瞭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關係的原理。抗日戰爭時期，民族敵人深入國土，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階級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但階級矛盾仍然存在，並沒有減少和消滅。所以抗日的民族鬥爭是第一位的、最緊迫的任務，但是沒有民主、民生問題適當的解決（屬於階級鬥爭範圍），就不能實行廣泛的民眾的動員，以戰勝民族敵人。進行抗日與解決民主、民生問題不能分離，互為條件。會後還根據當時形勢，撤銷了長江局，設立南方局，以周恩來為書記，從此，毛澤東的正確方針才能得以貫徹。

以筆者在抗戰中的切身體會，自從平津太原等各大城市淪陷之後，日軍大舉南下，以國民黨軍隊的正規戰為主體的華北抗戰即告結束。在南方，自上海、南京、武漢失守之後，也出現了幅員廣大的淪陷區域。在這些區域內，如果不是中國共產黨放手發動群眾，廣泛開展游擊戰爭，並建立起為數眾多的抗日根據地使日軍深深陷入無法脫身的泥淖之中，則這些地區勢必成為日軍鞏固的後方和提供人力物力的基地，加上敵人的誘降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國民黨恐怕早就投降了。歷史的實踐已經證明，如果不是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壯大人民力量的方針，抗戰就無法堅持到底，也就不會有抗日戰爭的勝利。

至於抗日同實行民主、改善民生的關係，筆者的體會更為深刻。在抗戰期間，敵後抗日根據地與國民黨統治區無疑是兩條抗戰路線最鮮明的對照。筆者長期生活在敵後抗日根據地，親眼看到那個時代人民大覺醒的精神風貌。所有的以農民為主體的各階層群眾，包括婦女、兒童、老人全部被組織到各抗日組織之中。母親送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的動人情景，隨處可見。地雷戰、地道戰、麻雀戰遍地展開，使敵人寸步難行。儘管日寇進行了無數次的“###”、“掃蕩”，施用了最殘酷的“三光政策”，但我根據地仍巍然屹立，成為日寇日夜不安的心腹大患。被稱為模範抗日根據地的晉察冀邊區，其幅員相當於一個完整的法國，緊緊地包圍著平、津、保等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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