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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從上所述看來，宦官對江南經濟的摧殘，是頗為嚴重的。但是，宦官與皇帝的關係，不過是主子與家奴的關係。萬曆時期，有人曾彈劾宦官乾沒上元節的煙火，朱翊鈞竟說：“此我家奴作奸，秀才何與焉？”［46］萬曆皇帝把他自己與宦官之間的關係，倒是赤裸裸地端出來了。因此，從本質上說，宦官專權，仍然是皇權的一種轉換形式。顯然，明代宦官對江南經濟的破壞，也正是皇權對江南經濟的破壞，從而表明了封建專制主義的統治，在封建社會後期，對生產力的發展越來越充分地顯示出束縛作用，阻礙了歷史的前進。但是江南地區的經濟既然受到如此嚴重的摧殘，為什麼直到明末，並沒有使社會矛盾空前激化，雖有民變，但無大規模農民起義，甚至直至明朝滅亡，社會經濟還在繼續發展呢？這應當是需要回答的問題。事實上，早在萬曆中期，即已有人在一定程度上提出過類似的問題，並作出回答。謝肇淛即曾說：

三吳賦稅之重甲於天下，一縣可敵江北一大郡，破家亡身者往往有之，而閭閻不困者，何也？蓋其山海之利，所入不資，而人之射利，無微不析，真所謂彌天之網，竟野之不罘，獸盡于山，魚窮於澤者矣。［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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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節：明代宦官與江南經濟（6）

當然，用“人之射利，無微不析”，是並不能說明江南地區“閭閻不困”的根本原因的。有明一代，甚至直到清朝後期，關於江南重賦的呼聲不絕如縷，有關史料俯拾即是，這裡無需援引。其實，在不同時期，江南賦重論背後的階級內容並不完全相同；但我們透過賦重論的呼聲，倒是不難進一步清楚地看出，江南地區是明王朝的經濟命脈所在。據日本學者田村實造的計算，在明代初、中期，蘇州府一府七縣田地面積即佔全國可耕地面積的九十分之一，兩稅糧額更佔全國的十分之一，［48］江南在全國經濟地位上的舉足輕重，可見一斑。“‘蘇松熟，天下足。’……一方得安，則四方鹹賴之。”［49］這再清楚不過地表明瞭江南在全國的經濟地位。中央王朝和這一地區地主階級為分割賦稅，不斷髮生矛盾、鬥爭，宦官的派往江南，正是這種鬥爭的表現形式或必然結果。但是，也正由於江南地區是明王朝的經濟命脈所在，這裡的政局如何，直接關係到明王朝的安危，因此從總的方面來看，終明之世，從朱元璋到崇禎皇帝，對江南地區實行的傳統國策，是穩定江南。［50］一些有頭腦的官員都懂得，“朝廷財賦，仰給東南；誠倚東南，莫如休養”。如果一味敲骨吸髓，讓江南百姓“半飽魚腹，半斃催逋，是江南無民而朝廷無江南矣！”［51］即使魏忠賢那樣的鉅奸，在他權力的頂峰時期，也不敢造成江南天下大亂。當織造太監李實在蘇州挑起衝突，致使“蘇人之圍守校尉及周吏部者，街巷之間，千百為群，屯聚不解”時，儘管“（魏）忠賢得織監密報”，但“懼激吳民之變，彷徨累日”，［52］也沒敢採取極端措施，使事態進一步擴大。而另一方面，明初即嚴禁在江南地區封藩王，從而避免了宦官在江南地區與藩王的勾結；宦官在江南沒有莊田，更無田產，沒有搞土地兼併，這點與北方有很大不同。因此，江南地區受到宦官直接打擊最為沉重的階層，是商人、手工業者、中小地主，而貧苦農民、大地主，所受打擊不如上述階層，更輕於北方某些地區，江南地區的農業，並未遭受很大破壞。因此，這個地區的經濟還在繼續發展；而農業則是封建經濟結構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說，也正是以此之故，江南地區的階級矛盾，直至明亡，並沒有全面激化。作為這個地區歷史運動的結果之一，地主階級的經濟實力仍很雄厚，以至明亡後，史可法在抗清時，還特地向“雲間（即松江）諸紳”苦苦哀求，呼籲他們“毀家佐難”，幫助他擺脫“坐乏軍需，點金無術，彷徨中難，泣下沾衣”［53］的困境。當然，這是不會有任何結果的。“春燈燕子，金盆狗矢（即屎），不多時，野草迷丹闕，秋槐發別枝！”［54］隨著清兵過江，弘光小朝廷作鳥獸散，江南地主階級又在“清槐”上發新枝，成為清王朝重要的階級基礎；江山雖已易代，但江南在全國的經濟地位並沒有改變。這是明朝的皇帝及其家奴——宦官做夢也未曾想到的。

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封建王朝的最高權力機構，對全國經濟的控制、調節，是有重點的；對於全國經濟命脈所在地區，特別注意控制、調節，雖然大力搜刮，但一般不會竭澤而漁。以明代而論，正是在這一規律的支配下，在江南地區，衍化出帶有獨特之點的種種矛盾鬥爭。這種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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