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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年11月底，迪拜國際投資公司向日本索尼公司注入了大筆資金。在這之後不久，###聯合酋長國的阿布扎比投資管理局宣佈，它已經成為花旗銀行最大的股東。

然而，對這些投資的國際阻撓也已經開始發揮威力了。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已經口頭表示要阻止俄羅斯試圖購買德國公司的打算。實際上，在歐洲的主權財富基金投資問題上，最好的辦法是歐洲政策制定者要求併購者必須實現互惠，這是中國和俄羅斯永遠也無法滿足的，這樣，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就有可能收到明顯的阻止效果。請注意，這並不僅僅是大國特有的現象。即便是在泰國，當新加坡政府投資的公司嘗試收購泰國###Shin集團時，此舉也在政治上引起了不小的騷動。

對西方國家來說，問題是，中國、俄羅斯和其他國家對美國和歐洲當前在它們自己國家各個行業的投資持什麼樣的態度。如果它們在美國和歐洲的投資計劃被侵襲，那麼這些國家是不是會採取什麼報復行動呢？出現這種結果好像是毫無疑問的，尤其是在基於國家安全的前提下，美國和歐洲國家是不會把高科技產業的股份拱手讓給其他國家的。當然，這也意味著在不遠的將來，全球資本的自由流動會受到更為嚴格的限制。

美國耶魯大學國際貿易教授傑弗裡·加滕認為，歐洲和美國的政策制定者除了根據主權財富基金的投資行動採取更加協調的政策之外，別無他法。加滕認為，如果沒有協調政策，這些基金就會引起國家不和。一些分析人士認為，主權財富基金的投資應該成為國際貿易談判的一部分。也就是說，這類投資應該進入貿易談判的正常討論程式。主權財富基金掌控者應該利用自己的官僚政治式的控制地位與國際合作夥伴探討需要投資的數額，以及投資的性質和目標。

巴迪安和哈林頓指出，這種官僚政治式的做###產生一種嚴重的保護主義傾向。現在看來，對外國投資的阻礙，尤其是在有戰略意義的經濟部門，正在迅速上升。當然，對“戰略意義”的界定也已經深受官僚政治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如果需要的話，一個國家大多數的經濟行動都可以界定為“具有重要的戰略性意義”。

更加複雜的問題是，私有和政府所有的限制性界線已經日趨模糊。我曾經與一隻主權財富基金的高階決策人探討過，他就對別人把他看做政府的政治工具非常氣憤。他的主要觀點是：“作為金融行業的專業人士，我們成功的標誌是，我們管理的主權財富基金獲得了良好的投資回報，而不是其他的東西。”還有一個複雜的問題是，並不是所有的主權財富基金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有一些主權財富基金就是政府的附屬物，而其他則是專注於投資收益的真正的投資實體，它們才是穩定和增強世界經濟的助推劑。

後一種主權財富基金中的大多數都採取“買入並持有”的策略。作為長期投資者，它們會首先選擇在一種資產價格下降時把資金投向市場。然而，其他主權財富基金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們想為自己幕後的國家獲取戰略性收益。

以上這些雖然聽上去不是那麼讓人歡欣鼓舞，但重要的一點是，不要忘記美國在過去25年前所未有的財富創造和貧困人口減少的程序中，從自由流動的全球資本體系中所獲得的收益。而且，麥肯錫全球學會預計，僅石油出口國和亞洲各中央銀行的投資（透過購買美國政府債券）已經使美國的長期利率降低了75個基點。這種債券投資和其他形式的投資在將來還有可能增長。另外，除了由主權財富基金所帶來的戰略考慮的複雜性之外，來自於上百個經濟體的數以百萬的“善意”國外投資者都把美國看做是既相當安全，又可獲得良好投資收益的優良港灣，這也導致了他們最終的投資選擇。

在過去25年的金融全球化時期，美國出現不景氣的時間僅僅佔到5％。而在以前沒有實現金融全球化的25年時間裡，美國經濟處於蕭條狀況的時間佔到22％。儘管對財富分配的不均衡抱有很多不滿，但美國人對這種新的金融體系下繁榮的股票市場和低利率還是有極大熱情的，然而，如果由於對經濟發展的未來喪失信心而導致經濟衰退，則情況就會發生改變。當然，美國人也能很快明白，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因為其他國家都在藉助全球化的力量來增加財富。

在面對全球金融權力已經轉移的事實之後，華盛頓的政治領導人卻像是天真的傻子。他們在大部分時間裡仍舊我行我素，就好像全球金融體系根本不存在一樣。但政治領導人有時也會發表一些危言聳聽的言論，他們認為，世界上一些非###國家的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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