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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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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爭之地。

1937年的華北,對中國來說卻是個讓人充滿憂慮的地方。華北軍事、地理上的重要,別說蔣介石和他的南京政府,就是稍有些軍事常識的人都知道它價值的昂貴。但當時的華北卻是個十分特殊的地區。這裡雖是中國的領土,但日本人尤其日本軍人的話在這裡產生的影響有時卻比南京中央政府的話還有效力。在華北的心臟——平津地區,中國第29軍的營房與日軍的駐防地相互交錯,兩軍衝突時有發生,兩軍互為假想敵的演習更是日日不斷。

在日本人放出的“日中親善”的宣傳聲中,人人都能感覺到那潛藏在“和平”煙幕下的騰騰殺機。日本軍人反客為主,在華北、在中國的土地上為所欲為。

中國的悲哀!弱國的悲哀!蔣介石自1930年平定國內後,一門心思“圍剿”中共和紅軍,在東北、華北對日本人步步退讓,養虎為患,才釀成今天這種局面。

1933年,關東軍出兵熱河,施展武力淫威。9月,南京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塘沽協定》。中國軍隊灑淚撤出察北和冀東地區。

從這一天起,六朝古都北平和北方港口都市天津已成了難以設防的城市,成了戰爭的前線。

1935年5月29日,日本駐屯軍參謀長酒進隆與日駐華使館武官高橋坦面見國民黨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藉口天津兩個漢奸報社社長被殺和中國當局援助東北義勇軍孫永勤部進入灤東非武裝區,破壞《塘沽協定》,態度蠻橫地向國民黨當局提出無理要求,並由東北調日軍入關,“河北事件”爆發。此後,又接連發生日軍侵略華北和國民黨當局在華北辱國喪權的一連串事件。

6月5日,察哈爾省中國駐軍在張北縣(今屬河北省)扣留了4名潛入察省偷繪地圖的日本特務。“華北事件”尚未完全平息的風波遂又再起。日本向國民黨政府提出抗議,並以此為藉口屯兵察省邊境,派飛機在北平上空示威要挾。國民政府命察省民政廳長秦德純與日關東軍代表土肥原在北平談判,27日達成協議,這就是當時轟動一時的《秦土協定》。協定內容規定:1�向日軍道歉,撤換與該事件有關的中國軍官,擔保日本人可在察省自由行動;2�取消察省境內一切國民黨機關;3�成立察東非武裝區,第29軍從該地區全部撤退;4�將察省主席宋哲元撤職。《秦土協定》使冀察兩省主權大部喪失,華北門戶大開。

6月9日,日本中國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又向華北中國最高軍政長官提出“覺書”。經何應欽與日方密談,7月6日,何應欽正式覆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全部接受日方要求。梅津的“覺書”和何應欽的覆函,又使中國接受了一個屈辱的《何梅協定》,該協定要求:中國政府取消在河北的黨政機關;撤退駐河北的國民黨中央軍和東北軍;撤換日方點定的中國軍政人員,以及禁止一切抗日活動等。

至此,中國南京政府經過一系列的妥協、退讓,接受了一個又一個不平等協定,使中國在華北的主權已喪失殆盡。一個日本人透過才能設立的地方政府只能維持一點兒面子上的主權和尊嚴;一支對日軍一再退讓的29軍如何能擔得起華北和平津百姓的殷殷重託呢?

但日本人要的是華北的一切,因而連這一點面子上的主權也隨意踐踏。日軍,日本天皇裕仁放在中國大地上的戰爭機器,幾乎不放過任何一次尋畔滋事,乘機漁利的機會,不斷改善著對日軍日益有利的戰略態勢。

1936年,也許預感到了中日戰爭將難以避免,華北日軍在不斷增兵的同時,又把手伸向了華北各戰略要點。

1936年7月下旬,日本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第1聯隊第3大隊強行進駐豐臺。8月31日,日本僑民森川太郎擅自闖入豐臺中國第29軍37師222團1營兵營,與中國士兵發生毆鬥,森川受傷。事發後,日方既不調查,也不講理,而以此為藉口,又要求中國軍隊撤出豐臺。

9月18日下午6時,豐臺中國駐軍第5連,在野外演習歸途中,與一箇中隊的日軍迎面相遇,各不相讓。日軍小隊長巖井少尉策馬衝進中國軍隊佇列,中國軍隊忍無可忍,遂以槍托擊馬。日軍中隊長下令包圍中國軍隊,並扣留了前來交涉的中國軍隊連長。

中國官兵見狀,個個義憤填膺,與日軍列陣對峙。不久,日軍第1聯隊聯隊長牟田口廉也率領第1大隊從北平馳援豐臺日軍,在豐臺附近的大井村,與中國軍隊發生衝突。中國軍隊毫不相讓,當即開槍回擊。這時,宋哲元一面命令豐臺中國駐軍停火,一面派出代表與日軍交涉。19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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