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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1）

當羅傑·弗羅克（Roger　Frock）來電告訴我他在寫一本關於聯邦快遞早期歷史的書的時候，我感覺作為寫這本書最佳人選的他，已經向前邁出了一大步來編寫並記載這段富有戲劇性的商業歷史。從1973年末到1978年春，時任董事會執行委員會會長的我幾乎參與了聯邦快遞自創立初起的各項業務。初創那幾年，聯邦快遞瀕臨破產，這也正好印證了墨菲法則（Murphy’s　Law），“任何可能出錯的事終將出錯”。然而我們最終渡過難關，公司實現強勁增長和盈利。我一個合作伙伴每當回憶起這段歷史時便感慨萬千，整個過程像駕駛一艘全速前進的巨型油輪以四分之一英寸的距離躲過暗礁，驚險萬分。

聯邦快遞未來道路上的坎坷和危險多過其現今管理層和股東的財富。聯邦快遞主要致力於在一個公眾型的競技平臺上開拓在當時尚處於雛形期的風險資本投資行業。那時的風險資本行業幾乎不為人們所知，在公眾的概念裡也僅限於少數富人在專案成功後會變得更富，沒有人曾真正聽說過專案還會失敗。然而一些風險資本家對聯邦快遞的參與卻遠不止只是籤籤支票，他們事必躬親地參與到聯邦快遞日復一日的生存經營中來。我確信如果其中一些事情走上錯誤方向，那麼聯邦快遞也將不會成為今天這樣的風險資本投資企業。

羅傑與其他同事事實上是在沒有休息時間（24/7，每天24小時，每週7天）的狀態下工作。我則兼職去處理財務和政策性問題，一般每月飛過去一次，有時更經常。他們是我見過的最全身心投入的團隊。所有人都聰慧、努力、有能力，並且尊重團隊中的其他成員，能夠靈活、團結、快速地適應新挑戰，無論公司陷於哪種困境，他們也從不氣餒。

1973年初，我擔任兆富（New　Court）證券公司的執行副總裁，這是紐約一家隸屬於洛希爾（Rothschild）家族銀行業的私人投資公司。我主要職責是管理公司的風險投資資產。那時經過我們努力經營，公司旗下有大約7500萬的資產，這也使我們成為美國最大的風險資本投資商。當時整體投資氣候並不好，股票連年下跌，許多處於市場中間水平、盈利且資產負債表表現也相當好的公司以其收入額的六七倍價格出售。而且，通貨膨脹也開始抬頭，利率上漲，貨幣也變得吃緊。首次公開募股（IPO）不僅在當時，而且已經是許多年沒有了，而當時小型風險投資中的長期流動部分幾乎都已經成為過去時。

在兆富證券公司，為了適應變化的資本市場，我們也不得不調整投資戰略。典型的是投資於小型或初創公司，如果它們的商業計劃得以實現，我們便長期同其合作。有時當其他資本資源（如銀行或其他投資者等）行不通時，我們可能進行財政性的介入。　由此可以看出至1973年初的一段時間內，面向小型企業的金融投資趨於匱乏。相應地我們開始關注那些可以相當快速達到金融臨界點的投資機會，如一個收入1億美元，相當於幾年內高利潤和現金流的投資機會。我們堅信如果新風險投資表現出一些對機構投資者頗具吸引力的機會，IPO市場還是可以回來的。

一天懷特。韋爾德公司（White，　Weld&　pany）的喬治。蒙哥馬利（George　Montgomery）　來電邀請我們調查一個他們在孟菲斯（Memphis）發現的有些困惑的情況。他描述說一個28歲前海軍船長，也是擁有銀星獎牌的越戰老兵，同時還是耶魯大學的畢業生，用自己的資金剛剛開闢了一條頗具潛力的小型包裹投遞航線。

弗雷德·史密斯（Frederick　Smith）非常具有吸引力，思路清晰且才智過人。他已經徹頭徹尾研究了小型包裹遞送業務，形成了一些關於如何開展這項業務的獨創性想法，而且他旗下擁有一支很有能力的管理團隊晝夜工作來將這項業務變成現實。簡言之，這項業務從幾方面來說都不是紙上談兵，弗雷德也在其中投注了很大一部分資本。弗雷德已經成為創業的企業家了。

1973年4月20日凌晨，弗雷德·史密斯，羅傑·弗羅克和我三個人站在孟菲斯機場的二戰時期的舊飛機棚外，注視著聯邦快遞首次全部運轉的獵鷹20型飛機艦隊。這些飛機適時地轟鳴著出現在夜空中，接下來的幾個小時，飛機上的包裹被解除安裝和過載，直到黎明時分才降落。這些印象深刻的場景讓我回想起一部老的戰爭電影：晴空血戰史（Twelve　O’　Clock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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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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