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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櫟園出獄後到山東做官，“自三齊八閩，以至江淮，士不遠千里傾蓋投歡”，他本人也“所著書多，尤以表揚人為第一義”，有《賴古堂集》等著作傳世，可見其在詩界甚有人緣。周櫟園見了《陋軒詩》後，對汪楫說，“以野人詩，亦必待其死而後傳，吾與子與不知野人者等爾”，是多麼大公無私的胸懷與見識！於是，窮困得飯都吃不上、沒有幾個人知道的吳嘉紀，其《陋軒詩》集得以刊刻問世並且影響大江南北，這就是周櫟園一手做的事情，今人稱為“周本”，是吳詩最早的本子。（上海古籍社一九七九年《賴古堂集》“出版說明”也說，周“是清初有名的學者，才氣高逸，記聞淹博，生平著述甚富……尤注重表彰同時代人著作”，編選刻印種目繁多，“對於困厄不遇的文人學士，如吳嘉紀、王損仲、王猷定等人的詩文，皆為之搜輯遺佚，出資鏤版行世，不下十餘家之多”）。

年近五十的貧病詩人吳嘉紀，被人們介紹給在揚州做官的年輕詩人王士禎。他的《冶春絕句和王阮亭先生》有詩句說，“不怕春風欺老態，也臨邗水過清明”，既是解嘲，也是以“春風”借喻王士禎，卻並非嫉妒，更不是奉承，而是一種深沉的歷史感。王士禎是在清朝長大的人，他的年輕得志，說明著清朝統治已經穩定，明朝早已成為過去，“不怕”二字說明著詩人坦然面對歷史給他這樣立場的人帶來的不幸和艱辛，而像他這樣的“遺民”知識分子一生所堅持的冰霜氣節，仍是無可慚愧於人的。這句詩真是風骨凜然，卻又容易被人忽略。王士禎調離揚州，吳嘉紀參與送行，他的詩句有“俸米用不足，時時向人假”，肯定了王士禎的廉潔；“臨行取一錢，贈與釣魚者”，則是感謝王士禎對他的接濟。以“釣魚者”自嘲，善良幽默而有風骨。吳嘉紀與春風得意地位懸殊的人相處，也只是一個“誠”字，不卑不亢，正因如此，他得到了人們的敬重。

今人所著《清詩史》說，“顧炎武和吳嘉紀兩峰並峙，珠聯璧合，同放異彩，交相輝映，堪稱清初遺民詩界的雙子星座”。吳嘉紀出身於幾代貧困知識分子家庭，本人窮得全家衣食不周；顧炎武出身於明代官宦家庭，“世世國恩”，其嗣母生前受過明朝旌表，清兵南下，她絕食十五天而死，要求顧炎武抗清復明。顧炎武起兵抗清，被南明政權授為“兵部職方司主事”。吳、顧二人從不同地位和處境出發，其詩歌最後匯到一起，正如該《清詩史》所說，“各有千秋，難以軒輊”。所以，顧炎武不容易，吳嘉紀更不容易。

王士禎後來寫道，“餘笑謂人曰，一個冰冷的吳野人，被君輩弄做火熱，可惜！”翻檢吳嘉紀詩集，他在揚州與詩人相與唱和之中，始終有個冷然自我的存在，他並沒有如王士禎所說“漸失本色”，甚至在他與王士禎的唱和之中，也是風骨凜然的，只不過比較幽默和含蓄罷了。清人已有讀出王士禎話裡微言，而不予同意的，如鄭方坤義正辭嚴寫道：吳詩“一卷冰雪文，澄夐獨絕……野人晚節，固大有聞於時，而篤行潛修，卒甘心窮餓以死，其品概何等”，指出王士禎的話是“別有為言”的，不要他說什麼就認什麼。

在“周本”上，王士禎也為吳詩作有《序》，說吳詩“古淡高寒，有聲出金石之樂”，他沒有說吳詩與《詩經》、杜詩、陶詩的關係，僅說“與孟郊賈島差不多吧”，這個評價這個語氣，也都略有貶低之勢。吳詩深厚冷峻淡泊真純的現實主義和人格力量令他敬畏。以王士禎的年齡和地位，他很難真正理解吳嘉紀，甚至會迴避這種理解。

程岫的父親為了明亡，不食而死。他就從歙縣遷徙到泰州梁垛安身，從而與吳嘉紀成了詩友。吳嘉紀有《寄程雲家》詩，表達了對這位摯友的思念：　“海水何茫茫，伊人在前谿。雨歇開門望，遠樹鶬鶊啼”。程岫四十歲時，吳嘉紀贈詩六首，回顧他們二人“相慰相尋已十年”，二人的交情是“賤貧交態比金堅”，並說“雲際飛龍豈知己，潮邊精衛是同心”，把自己與程岫都比作英勇填海的“精衛”，而與“雲際飛龍”作了區別，可見他二人友誼的基礎是對歷史對現實有著共同的見解和態度，對自己在清初這個世界上如何做人是一致的。“安豐場堤決，平地水忽數尺，老友賓賢以赤貧，無力致舟楫，復無可徙之屋，受患獨甚，唯賦詩自悲歌於水中而己”。孫豹人對康熙十九年大水中的吳嘉紀作了這樣的記載。而吳嘉紀本人則作有《堤決詩》，其中寫到程岫坐了小木船，不顧自己安危，在大水之中到處尋找他。吳嘉紀死後，“無以殮”，程岫將他安葬，並把吳家長期不能安葬的三個棺材都安葬了。這位詩友一下子安葬了吳嘉紀家裡四個棺材，是何等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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