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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全盤之策劃。先生如以誠意參加聯合戰線，則先生之一切顧慮與困難，敝方均願代為設計，務使先生及貴軍全部立於無損有益之地位。”＇《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頁。＇

張文彬作為中共駐楊虎城部的聯絡代表，被楊委任為少校秘書，從此雙方的聯絡得到了加強。中共與楊虎城的合作也比較牢固地建立起來了。

為了實現西北大聯合，1936年10月，王炳南在上海經杜重遠寫信介紹會見張學良，做溝通張學良和楊虎城關係的工作。此後，張、楊消除了誤會，增強了團結。經過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的工作，在東北軍中提出“和楊聯共”的口號，兩軍關係逐步改善。最後，張、楊兩將軍推誠相見，傾吐真言，成為摯友。

1936年10月26日，毛澤東等40多名紅軍將領寫情給國民黨蔣總司令及西北的將領，提出只要貴黨政府決心抗戰，紅軍“誓與你們合作到底。”“……西北數十萬健兒終會手攜手的聯合起來。”＇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檔案選集》1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頁。＇

（三）對華北及其它地方實力派的工作

1936年初，劉少奇由陝北到天津負責領導黨的北方局和正在蓬勃發展的華北抗日運動。北方局徹底改變“左”的關門主義，採取大刀闊斧的工作方法，透過各種方式，同華北及其他地方實力派、社會名流、愛國團體進行聯絡，大力爭取第29軍和宋哲元等傾向抗日。華北抗日救亡運動取得了偉大的成就，成為全國抗日運動的先進地區。

第29軍負責平、津一帶防務，是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華北的前哨。

1935年8月，宋任平津衛戍司令，11月，任冀察綏靖公署主任。在“一二·九”運動中，群眾提出“打倒賣國賊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務委員會”等口號，北方局對宋哲元及冀察政務委員會作了分析之後，認為冀察政務委員會雖然是適應日本要求建立起來的代理機關，但在全國救亡運動高潮的形勢下，宋哲元還是動搖的，不甘願賣國當漢奸，還有轉向抗日的可能。因此，指出這些口號的錯誤，並把它改為“擁護宋委員長抗日”的口號，從此以後，群眾的救國活動取得了宋哲元的支援。＇《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0頁。＇

1936年8月14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名義給宋哲元寫信，闡明國難當頭的危機形勢，對他表示的抗日願望和改變對群眾救國運動態度表示讚賞，希望29軍和紅軍建立聯合戰線，並代表中共中央申明：“然弟等甚望先生能幹艱難困苦之中堅持初志，弟等及全國人民必不讓先生獨當其難，誓竭全力以為後援。”＇《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41頁。＇

為了促進聯合，毛澤東派張經武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去宋哲元處做聯絡工作。1937年春，29軍辦學兵隊，中共黨組織利用這個機會，派遣黨員參加受訓，並給學兵隊講課，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經過對29軍不斷的團結爭取工作，29軍抗日熱情日益高漲。

瓦窯堡會議後，中共中央為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非常注意做山西閻錫山地方實力派的統戰工作，把在山西儘早建立國共合作關係放在突出的位置。

當時，閻錫山處在與日本帝國主義、蔣介石、中共多方的複雜矛盾中。日本進攻綏東，威脅到他的生存。蔣介石派10個師進入山西不走，並派特務策動閻軍內部搞“河東獨立”，企圖取而代之。閻錫山則打算利用共產黨鞏固與發展他的力量。中共中央正確地分析了閻錫山的處境，決定對其加強爭取工作。

1936年5月25日，毛澤東致書閻錫山：“先生如能與敝方聯合一致，抗日反蔣，則敝方同志甚願與晉軍立於共同戰線”。＇《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頁。＇　信中通知閻錫山，紅軍俘虜的晉軍第66師第392團團長郭登瀛以下官兵及武器彈藥全部送回，並派彭雪楓、周小舟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到太原向閻錫山陳述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這時，山西自強救國同志會＇自強救國同志會，簡稱同志會，是閻錫山所屬各群眾團體的核心組織，成立於1936年5月。＇中的左派進步青年宋助文等，響應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的號召，倡議組織一個抗日救亡團體，取名“抗日救國會”。閻錫山認為建立一個群眾性的團體，能壯大自己的聲勢，表示贊成組織民眾救國，但不同意組織“抗日救國會”。他定名為“犧牲救國同盟會”，並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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