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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就在同一年，克里用了幾個月時間外出為國際救援組織（CARE　Inc）募捐籌款。國會仍然對他有莫大吸引力，克里再次考慮在下一年的眾議員改選中挑戰克羅寧。

1973年夏末，克里甚至委託了一個民意測驗來探測競選事態走向。但是松加斯——洛厄爾出來的米德爾塞克斯郡的專員，也決定參加競選並來到克里家裡瞭解克里的想法。就在兩人會面不久以後，克里決定放棄1974年競選並把他為競選所準備的“完全政治計劃”交給了松加斯。松加斯藉著水門事件後民主黨人大受歡迎的東風擊敗了克羅寧，贏得了第五選區的國會席位。此時，克里正為適合自己政治雄心的事業而準備——他準備去上法學院。“我知道我不想在十年或十五年後慨嘆‘歲月蹉跎而去了，我還沒有一門職業。’”克里說，“所以我決定去法學院。”他還說他“想學習辯護的技巧和法律知識，通曉法律，從公民政治的角度知道整個立法過程”。

就在他國會競選失利後的八個月，克里的生活揭開了新的篇章。9月5日，朱莉婭生下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亞歷山德拉。幾天之後，克里就進入了波士頓大學法學院學習，該校位於波士頓郊區富裕的牛頓城，以培養出眾多政治領袖而聞名。就在克里在課堂上忍受長達數小時的高強度學習時，朱莉婭也在家中忍受著由於本地居民對於克里的反感而帶來的孤單和恐懼。“就在1973年秋天亞歷山德拉出生後不久，一塊大石頭從窗戶扔進來，正落在她的搖籃旁邊，搖籃就放在客廳中曬太陽，當時我獨自在家。”她回憶道，“你能想像當時的情景嗎？我感到非常無助、恐懼。”

儘管朱莉婭家裡很有錢，可是昂貴的新居和克里在法學院學習的費用也讓這個三口之家捉襟見肘。“我們入不敷出。”朱莉婭回憶道。她不得不在波士頓當代藝術學院找了一個助理主管的工作，一直工作了兩年，直到第二個女兒出生。這段時間內，一個換工住宿的人幫忙照顧亞歷山德拉。

在法學院，克里作為一個全國人物，一個比大多數同學都大好多的“過來人”而顯得分外突出。“我記得上課時我環顧這群一年級的學生，只見坐在那裡的一個成年人就是我在電視上看過的人，他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前作證，還參加國會競選。”托馬斯·J。凱里說，他是教過克里的教授之一。

即使現在是一個在校學生，克里仍然是一個公眾人物。他兼職做WBZ廣播電臺一檔談話節目的主持人。而且，從1974年5月到10月，克里還是MassAction的執行理事，該組織當時正在揭發國家財務總管（state　treasurer）羅伯特·Q。克雷恩草率的現金管理政策以及與銀行的曖昧關係。這顯然不能與領導反戰運動同日而語，但至少它保證了公眾知道克里的名字。

1974年，白宮最終公佈了尼克松試圖掩蓋水門事件的錄音帶，隨後，8月8日尼克松總統辭職。這場醜聞遠沒有就此結束，公眾普遍對國家政治領導人產生不信任感。同時，在越南——越戰導致克里對政府動機產生懷疑——美國軍隊也開始撤退。一年後，南越抵抗政權徹底潰敗，西貢也失守。

十年放逐十年放逐（2）

與這些戲劇般的變化相比，約翰·克里——戰鬥英雄轉為反戰積極分子又轉為政治候選人——正過著一個父親、丈夫和法學院學生的平靜生活。“不論有什麼重大政治事件，學生約翰·克里只是觀望。”《波士頓環球報》11月的一篇報道用了這個標題。克里，曾經登上全國新聞雜誌封面並被普遍看做會在國會謀得前程的風雲人物，現在“只是波士頓大學法學院的一個二年級學生，正在為憲法考試而煩惱”。記者克羅克·斯諾寫道。

克里在波士頓遠遠觀望華盛頓發生的一切驚天動地的變化，感到很滿足，尤其是對尼克松的倒臺。“想想發生了多少變化，想想過去這兩年發生了多少事情。”克里對斯諾說。“當我為政府職位競選時，尼克松還是總統，阿格紐還是副總統，我們對越南的介入還是件大事，而現在整個大環境全都變化了。”

還是在那次採訪中，30歲的克里評價了他兩年前作為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參加國會選舉的經歷。“充滿了喊叫，充滿了高強度的工作，讓人極度亢奮。”他說，“作為一個候選人，你總是要在很多場合說很多話，你根本沒有時間思考。於是你總會就一些你根本不懂的事情說蠢話。隨後你又不敢承認你說過的蠢話，因為你擔心那會讓你看起來更加愚蠢。這樣你就處於一個你並不喜歡又無法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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