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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餉項再不能隨時應付，尚可問耶？至道署精兵之經費，船工之賠墊，以各前任捐攤，每年須五六千兩，此職道己事，不敢嘵瀆。惟各屬情形，為全臺休慼所關，既有所見，不敢不據實直陳。為保全地方起見，非謂見好屬員，輕議紛更，喜事多言，上煩廑念也。此心無他，諒蒙涵鑑。”於是督撫議奏，歲由福建協濟，財政稍裕，而官民亦相安無事矣。

臺灣之錢，多自各省運來。舊志引《海東札記》，謂臺地多用宋錢，如太平、元祐、天禧、至道等年號，錢質小薄，千文貫之，長不盈尺。相傳初闢時，土中掘出古錢千百甕，或雲來自粵東海舶。餘往北路，家童於笨港海泥中，得古錢數百，肉好深翠，古色奇玩。乃知從前互市，未必不取道此間，畢竟邈與世絕矣。按笨港古名北港，為宋時海舶通商之口，顏、鄭入臺，亦由此道，故府志有臺灣一名北港之言也。惜其所稱古錢，不載年號。漢歟，唐歟，將近代歟，其詳不可知已。永曆二十八年夏，延平郡王經命兵都事李德赴日本，鑄永曆錢。而日本以與鄭氏有婚姻之好，歲以寬永錢相饋。其後人多熔之，以作鐘鼎之器，至今始絕少也。當是時，海舶通商於西南洋者，絡繹於道，故錢貨多隨商務以來。而呂宋銀尤夥，是為西班牙政府所鑄，面畫王象，則臺人所稱“佛銀”者也，重六錢八分，市上貿易以此為準。

三十七年，臺灣改隸，始用清廷制錢，而納稅者以紋銀權以兩。然銀有爐火之耗，有貼水之費，凡納洋銀者，每兩例加四錢。然後以元寶解省，藏藩庫，臺有所需，乃請而發用焉。熔鑄之繁，押運之緩，奸吏上下其手，借飽私肥。而市井之流滯不計也。

初，清廷詔禁前代舊錢。諸羅知縣季麒光上書大吏，略謂：“臺灣民番雜處，家無百金之產，各社番人，不識銀等，其所買賣，不過尺布、升鹽、鬥粟、斤肉，若將舊錢驟禁，勢必野絕肩挑，市無收販，煢煢小民，實所難堪。竊思功令不得不遵，而民情不容不恤。查漳、泉等處，尚有老錢金錢，未盡革除。況臺灣兩隔重洋，實非內地可比。古者一道同風，必俟三年。今臺灣聲教雖通，而耳目未盡改觀，性情未盡孚感，又非如鄭氏之時，興販各洋，以滋其利。若一旦禁革，不特分釐出入，輕重難平，且使從前之錢，竟歸無用，民番益貧而困。敢請俯順輿情，暫行通用。新鑄之錢源源而來，則舊錢不禁而自絕矣。”已而內閣學士徐乾學亦奏言：“閩處嶺外，聽民兼用舊錢為便。”從之，乃罷其禁。

康熙二十七年，福建巡撫奏請臺灣就地鑄錢。部頒錢模，文曰“康熙通寶”，陰畫“臺”字以為別。當是時，天下殷富，各省多即山鑄錢，唯臺錢略小，每貫不及六斤，故不行於內地。商旅得錢，必降價易銀歸。鑄日多而錢日賤，銀一兩至值錢三四千，而給兵餉者，定例銀七錢三，兵民皆弗便。市上貿易，每生事。總兵殷化行屢請停鑄，當事者不從。及調鎮襄陽，入覲，力言臺錢之害。旨下福建督撫議奏。三十一年，始停鑄焉。

乾隆四年，省中以臺灣錢貴殊常，從前通用小錢，每三文僅值內地制錢二文，而番銀一兩，前易小錢一千五百文，近只八百餘文，兵民交困。議將收存黃銅器皿八萬餘斤，先於省城開鑄萬貫，盡數運往，以充搭放班兵月餉，至福建鼓鑄之處，另行籌議。翌年，巡撫王士任奏請採買滇銅二十萬斤，照鼓鑄青錢之例，添辦白鉛、黑鉛、點錫，合為四十萬斤，在省開鑄，陰畫滿文“寶福”二字，先後計鑄四萬八千餘貫，以時運至臺灣，流衍市上。而海舶自天津、寧波運入者，歲率數十萬貫，每銀一圓易錢二千。物價亦平，米一斗二百，肉一斤四十。生計豐裕，兵革不生，閩、粵之氓先後而至，拓地遠及兩鄙，其後乃稍凌夷焉。物盛而衰，固其所也。

咸豐三年，林恭之變，攻圍郡治，塘報時絕，藩餉不至，而府庫存元寶數十萬兩，滯重不易行。乃為權宜之策，召匠鼓鑄，為銀三種：曰“壽星”，曰“花籃”，曰“劍秤”，各就其形以名，重六錢八分，銀面有文如其重，又有“府庫”二字，所以別洋銀也。是為臺灣自鑄之銀。又銷舊炮鑄錢，文曰“咸豐通寶”，有值千、值百、值十三種。發資軍餉，略得支援，事後乃少用焉。

第四部分度支志（4）

八年，許開臺灣為互市。自是西人歲至，設關征稅，百貨厘金次第舉辦，入款漸多。然關稅歸福州將軍監督，統並南、廈兩口奏銷，而厘金初亦不過數萬元而已。當是時，各國貿易，各以其銀，唯香港銀為盛，重七錢二分，次為墨西哥銀，亦重七錢二分，流衍遍及內地，反奪元寶之利。

同治元年，彰化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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