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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陵是帝王陵墓，封建帝王以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營建陵墓，埋葬自己，其規模之宏大可以想見。就建築講，地上的、地下的構成一個整體，它包括了對生與死的認識，對周圍環境——所謂“風水”的理解、運用，同時涉及選址、佈局、設計、測量、施工等諸多實際問題；就出土器物講，又聯絡到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水平等。一個地下宮殿，不只是皇帝生前生活的再現，實際上應該視為明代社會的一個縮影。皇帝生前可以建陵埋葬，但現在的陵墓已經不再為他所有，而是祖國文化的組成部分。如果把它完整地揭示出來，對出土器物進行修復整理、妥善儲存並展示出來，再進行多方面的研究闡述，無疑對祖國文化是一大貢獻。定陵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主動發掘的帝王陵墓，四十多年以後，如果回顧這一歷程，值得反思的地方的確不少，有些也不能說不是教訓。

考古發掘，是要把埋沒在地下的遺蹟遺物揭露出來，在揭露過程中，遺蹟遺物不可避免地會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壞，從這個意義上講，任何發掘都是對遺蹟遺物的破壞，古今中外皆如此。考古工作者的責任在於採取最妥當最嚴密的方法，使這種損壞降低到最低程度，從這一原則出發來檢驗定陵發掘，年青的工作隊經受住了考驗。按照考古常規，發掘工作完畢，只是完成了全部工程的一半，最重要的工作是將出土器物進行整理，然後寫出全面的發掘報告，這才是全部工程的最後結束。但定陵的發掘卻不是這樣，發掘工作完成後，工作隊解散了，各自回到原單位或下放勞動。工作隊解散，定陵博物館建立，開放參觀，但是並沒有繼續工作隊未完的工作。20多年之後，再到定陵整理器物、編寫報告時，有些器物已經面目全非了。損壞沒有發生在發掘之初，而是發生在發掘之後，這是萬萬沒有料到的，痛心遺憾之餘，而損失已無法彌補。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運動的衝擊、人為的破壞，也許主要還與認識或當時當地當權者責任有關。一個文化工作者，如果對祖國的歷史文化沒有一定程度的理解與認識甚至起碼的熱愛，損失自然也就不可避免了。30多年以後，夏鼐所長說了句不無遺憾的話：“如果現在挖，後果會好些，再推遲30年也許更好。”至此，我才理解他與鄭振鐸當初一再反對發掘的含義和後來上書國務院請求制止再挖皇陵的良苦用心。

定陵發掘完成後，地下宮殿開放，陳列一些出土器物，並不能滿足多方面研究工作的需要，因而全面地系統地詳細地反映陵墓發掘與出土文物的“報告”就顯得特別重要。正是由於這一原因，中外學術界對它的盼望、催促與責難也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事。遺憾的是，報告問世，已經30多年過去了。對人類歷史來說，30年不算個大數字，對一個人來說，一生之中又能有幾個30年？發掘工作於1958年完成，再回定陵整理器物、編寫報告已是1979年底，而1991年新年前夕我才看到發掘報告的樣書。我久久地望著幾十萬文字、幾百幅影象、拓片、照片、厚厚的八開版兩大冊，心潮起伏，又勾起許多往事。

編寫的曲折過程不必再提，而發掘委員們關心發掘報告的一些零星瑣事，卻難以忘懷，怎麼也排遣不開。

鄭振鐸當時是文化部副部長兼文物局局長，主管全國圖書館、博物館與文物考古事業，又兼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時夏鼐為副所長），關心定陵發掘是必然的。有一次他問我有什麼困難需要他解決，我說，有一部明代抄本（萬曆起居注》，現藏天津圖書館善本部，它是《明實錄·萬曆實錄》的底本，儲存定陵材料當然比現行《明實錄》更多，但屬特藏善本，不外借，我們很需要但看不到。他當即答應“這事我來辦”。五天之後，他專程派人借來，送到定陵，還附了一張紙條：“確是明抄，海內孤本，十分寶貴，儲存好，速看速還。鄭”。幾十大本，幾百萬字，我連夜閱讀、摘記，又立即組織人重抄一部，原書送還。重抄本數十冊現存定陵。

發掘工作剛完，在故宮神武門舉辦了“定陵出土文物展覽”。布展期中，《人民日報》約他寫稿介紹，他來到現場，一見我開口便說：”發掘工作完成了，要立即著手寫發掘報告，要快，不能拖。”又說他藏有明代帝后服飾圖片數十張（他不僅是著名的文學家也是著名的古籍版本收藏家），十分寶貴，有彩色，比《三才圖會》的要準確，寫報告可作參考，次日他便把圖片交夏所長轉給我。展覽開幕後，他的文章在（人民日報》刊出（1958年8月31日，題為《朱翊鈞的地下宮殿》），定陵發掘的訊息一經公佈，轟動中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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