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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感到有多振奮，只是有點傷感。

四

如今到了不惑之年，我終於明白了，自己最適合做的事就是躲在家裡寫文章。這一方面是因為性情不大合群，另一方面也是我始終嚮往樂觀、積極的東西。如前所述，我們面前有這樣兩個論域，一個需要認真對待，另一個需要幽默感；最大限度的積極和樂觀在後一個論域裡才有。我就喜歡編些牛西紅柿一類的故事，但是絕不強求別人相信。這不說明我是個糊塗人，我還能夠明辨是非。在“真實”這個論域裡，假如你讓我說話，假如是，我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絕不亂說，《聖經》上就是這麼說的：再多說一句，就是出於那偽善者。當然，你要是不讓我說，我就閉著嘴。假設世界上只有這兩個論域，我就能應付得來：現在我既能認真地做事，又有幽默感。但是世界上還有第三個論域，我對其中發生的事頗感困惑。

朋友送我一本自著的書，是關於昆德拉的。其中有一段引述昆德拉的話說：前蘇聯，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這使我感受到了來自真實和幽默兩方面的挑戰。假如你說，昆德拉在教人識字，那是不對的。他不是幹那件事的。至於說這話有何特別的寓意我沒看出來，這正是我所擔心的，我不願被人當作笨蛋。事實上沒有寓意，無怪我找不出來。至於這句話逗不逗，我請讀者自行判斷。另外，書裡常常提到“某種主義”，既沒有特別的寓意，也不逗。向我這位朋友當面請教時，她就氣得打噎。原稿裡“前蘇聯”那一段很長而且妙趣橫生，被壓成了這麼短（既然被刪了，我也不便引），至於某種主義，原是“極權主義”，這都是編輯做的工作。我的另一位朋友不用編輯來改，就把極權主義寫成了全體主義，於是極權國家就是“全體國家”，而且只要你獨斷專行，就什麼都有了。從英文來看，這是很對的，只是從中文來看，全體都需掃盲。當然，此種修改和刪節，既不是出於真實，也不是出於幽默感。我寫的稿子有時也遭批判，認為它少了點什麼，既不是真實，又不是幽默感。還有第三種東西，就是“善”。善是非常好的（從理論上說，沒有比它更好的東西），我自己年輕時就是這樣，我遇到了一個奇妙的新世界。

對於現在的年輕人來說，所謂奇妙的新世界並不新。但我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問題的，不打招呼就偷換概念，這是我這一代人的品行。其實，從歷史上看，這個世界也不新。這使我很是沮喪，因為我十分想得出積極的結論。對我們來說，新比舊積極，正如東比西積極。小時候我住在西城區，很羨慕住在東城的人。我現在四十歲，比之剛出孃胎的人，自然缺少積極的特性。我年輕時相信，只要能把事物一分為二，並且能找到主要方面就足夠聰明瞭；現在覺得還要會點別的才好，否則還是不夠聰明。這一點也證明我不夠積極了。

對於奇妙的新世界，也該有個結論。我同意，這是前進中的曲折，並且有一些壞人作祟。信佛的人相信有阿修羅，信基督的相信有撒旦，什麼都不信的相信有壞人。這是從戰略的高度和歷史的角度來看。從一個老百姓的角度來看，我又有很古怪的結論。我能出生，純屬偶然，生在何時何地，也非自身能夠左右，故而這個奇妙的新世界，對我來說就是“命運”。我從不抱怨命不好，而是認為它好得很。這肯定是個積極的結論。有過這樣的命運之後，我老憋不住呵呵傻笑，並且以為自己很逗，這其實非常不好。把幽默感去掉以後，從過去的歲月裡，我得到了一個結論，那就是人活在世界上，不可以有偏差；而且多少要費點勁兒，才能把自己保持在理性的軌道上。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4年第4期《中國青年研究》雜誌（雙月刊）。

《王小波全集》　第一卷跳出手掌心（1）

近來讀了C．P．斯諾的《兩種文化》。這本書裡談到的事倒是不新鮮，比方說，斯諾先生把知識分子分成了科學知識分子和文學（人文）知識分子兩類，而且說，有兩種文化，一種是科學文化，一種是文學（人文）文化。現在的每個知識分子，他的事業必定在其中一種之中。

我要談到的事，其實與斯諾先生的書只有一點關係，那就是，我以為，把兩種文化合在一起，就是人類前途所繫。這麼說還不大準確，實際上，是創造了這兩種文化的活動——人類的思索，才真正是人類前途之所繫。尤瑟納爾女士借阿德里安之口雲，當一個人寫作或計算時，就超越了性別，甚至超越了人類——當你寫作和計算時，就是在思索。思索是人類的前途所繫，故此，思索的人，超越了現世的人類。這句話講得是非常之好的，只是講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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