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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楊豐懋，我後來曾在我們舞會上多次見識過，給我的印象是個蓄著絡腮鬍子的傲慢的人，或者說裝得像個傲慢的人，高個子，長方臉，西裝革履，頭髮油亮，抽著粗壯的雪茄煙，神色冷漠，氣宇軒昂，既有紳士的非凡風度，也有水手的那種粗獷氣概。有一次，你母親介紹我們認識，我和他聊起來，談到共產黨人該不該接受和談的問題，他的見解是當時美國人的見解，就是認為共產黨接受和談是明智的。

他誇誇其談地說：“共產黨只有兩門火炮和三支鳥槍，他們也許可以在夢中無數次地擊敗我們，但在現實中永遠不可能。趁著當今全世界都厭戰的形勢接受和談，隔岸相治，在我看來，那簡直是上帝給他們的禮物。”

這些都是當時報紙上的言論。

分手前他給我一張名片，上面印有四五個顯赫的頭銜，我只記得其中一個是：中華海洋委員會董事長。我所以獨獨記得住它是因為這個海洋委員會當時很有名氣，是一個做著陰暗的非法營生卻從來不遮人耳目的、從事軍火貿易的秘密商會（像夫子廟的眾多妓院），後臺老闆是美國議會一位官員。當時曾有不少知名人士呼籲政府取締這個商會，因為這個商會幹的營生無非是“拿中國人的家珍換來了些過時的廢銅爛鐵而已”。

不知怎麼的，我自一開始就有種預感，覺得楊豐懋可能就是那個真老A。沒人跟我這樣說，也沒這方面的徵兆，但我一直這樣想，而且從那以後我把自己對老A有的敬佩和仰慕都悄悄地給了楊及你母親。直到半年多後，當我手上捧著真老A的人頭像時，我才明白不是的。

我說過，自你母親得到鄭介民重用後，我們的工作做得很順心，成績也很大。跟所有耕耘者一樣，收穫給我們帶來了古老而根本的快樂。

但等過了年，到了1948年3月後，我們接連遇到了好幾件麻煩和不幸的事，首先就是老A的頭像被四處張貼，懸賞捉拿。

那張人頭像也許是根據誰的記憶由一個蹩腳的畫匠描制的，很大，有半米見方。在像上，老A戴一副肉色深度近視鏡，天庭飽滿，大包頭，中分，臉型上方下圓，腮肉豐滿，鼻子向前凸出，兩側有個明顯的肉八字。總的說，也許是由於回憶者或者作畫者的感情用事，把老A視為“狗特務”，過分地強調了頭髮的又長又亂和腮幫上的幾道橫肉，因而顯得有點怪模怪樣，既有一個秘密組織頭目的毒辣、剛毅的氣質，又有山裡土匪的那種蠻野勁兒。反正這是一幅極其拙劣的人頭像，不論是回憶的人還是描繪的人，在創作中都融進了強烈的主觀色彩，因而極不真實是肯定的。我記得，剛到南京時就聽保密局不少官員說起老A這個人，說他曾當過演員，擅長化妝術，經常改變相貌。這無疑也給回憶和畫像者增加了難度。但不管怎樣，楊豐懋和畫像上的人絕不可能是同一個人，最差勁的畫匠和最高明的化妝術都不可能將同一人演義成如此兩人。這頭像對我的意義就是這樣，它讓我明白了楊和老A不是同一人。

就是這張頭像，後來複製出無數張照片和畫像，四處散發，到處張貼。我相信，它在巡捕過程中並沒有發揮什麼作用，因為——照他們話說，老A擅長化妝術，那麼他一定將由此把自己化妝得更不像畫像上的人。我以為，那頭像除了眼鏡和額頭外，其他都有些“生分”，那一定是回憶的不確切或者表達的不到家造成的。既然這樣，我想只要把眼鏡摘了或者換了（同時也會改變額頭模樣）就行了，而這是很容易的。

對此，你母親不像我這麼樂觀，她指出，雖然眼鏡確實可以改換，額頭也可以透過眼鏡和髮型的變化而得到一定變化，“但鼻子兩側的‘肉八字’是不易改變的。”她這麼說，使我以為她一定見過老A。但她又否認了，說只是見過他照片。

我問：“照片和頭像相像嗎？”

你母親痛苦地點點頭說：“像。”

可能確實相像，要不組織上不會作出讓老A暫時離開南京的決定。作出決定是一回事，怎麼離開又是一回事，因為當時的情況很糟，老A的頭像鋪天蓋地，大街上隨便撿起一張廢紙看，都可能是老A的頭像。再說南京這個城市不知你去過沒有，完全是個古城，四周城牆環繞，城門就是出口，將城門把守起來，你就只能變只鳥飛出去了。我記得為了讓老A離開南京，我們做了很多努力，但依然找不到一個絕對保險之計。最後想來想去，還是用了一個很老套的辦法，花錢買通了把守光華門的一個小頭目，將老A裝在一隻木箱裡，以文物國寶的名義走私出去。

這是一個多月後的事，老A總算躲過了劫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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