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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便探探大娘的口氣。大娘說有是有。說了以後又後悔了，馬上改口說：“人還能都一樣？也可能有吧！可是馬家劉家老輩子便不和，現在人們又怕惹事，再說說了也不頂事，誰願意出頭啊！”

繞著彎子說了半天，也沒說到正題上。黎娟早著急了。她也看出來了，大娘是知道實情的，而且也看出了大娘和吳玉萍感情很深，非同一般。便說：“大娘！你信不過我，還信不過我吳姐嗎？劉國良咋死的，你老就告訴我們吧！我們絕對保密，絕不連累你老人家。”

“姑娘啊！這麼說你就把話說遠了。”大娘笑笑說，“你吳姐既帶你來，大娘還能信不過你嗎？大娘是心痛你們哪！你姐是隻孤雁，你是個沒過門的閨女，有個三長兩短的可咋好啊！孩子啊，村裡的複雜情況大娘瞭解得深啊！正因為這樣，才不忍心把你們往火坑裡推呀！你姐不像你，你有爹有媽有家，幹不了頂多回家，還有爹孃照顧著。你姐她不光是隻孤雁，還有個離不開孃的孩子，她男人還在村裡受罪，也仰仗著她呀！再有點閃失，這一家子可怎麼活呀！她夠難的啦！閨女呀！咱得為你姐想想啊！”

大娘這一席話，說得吳玉萍淚珠兒一串串地往下掉。她一哭，大娘和黎娟也都哭了。哭的感染力比笑要強烈得多，尤其在婦女當中，就像傳染一樣，有一個人傷心地哭起來，很快就會引起別人慟哭。在共同的痛苦中，就更是如此，一時間，誰也沒法說話了，都哭了起來。吳玉萍要不是當著大娘和黎娟，她真想痛痛快快大哭一場。

自己從小就為革命為群眾拼死拼活，可是竟落了這麼一個結果。家不成個家，孩子扔下沒人管，自己還處處受人歧視，丈夫仍然在冤枉和痛苦中熬煎，看不見個出頭之日。想起來有時真心灰意冷，可是能因為自己的不幸，就對群眾在痛苦中的熬煎不管嗎？對國家的災難自己無力迴天，可是擺在眼前自己能做的事情，怎麼能撒手不管呢？

吳玉萍擦乾了眼淚堅定地說：“大娘說的這些，我都想過了，也真說到了我的心坎兒上。我自己好賴都不怕，有時我真想自己死活都無所謂，可是我就惦記著那爺兒倆，他們再也經不起打擊了。可是我也不能只想自己的家呀！人家的兒子被活活打死沒人管，這當孃的該有多難受啊！壞人這麼胡作非為沒人管，老百姓能活得舒心嗎？當幹部的看見這些事情卻漠不動心，先不說他有沒有責任心，還有點人味兒嗎？大娘，我想好了，我一定把這事瞭解清楚，你就幫幫我們吧！”

說到這裡，大娘突然自己哭了起來，哭得十分悲痛。弄得兩個人莫明其妙，吳玉萍趕緊說：“大娘，你有什麼為難的地方嗎？”大娘說：“閨女呀！難得你有這片好心。你覺得我不想把這件事弄個水落石出嗎？我比你們還急呀！你們知道死的是誰？我的親外甥啊！他媽是我姐呀！”大娘哭得越發傷心了。大娘直率地說：“你們鬥不過人家。倆閨女家，哪是他們的對手？再說，調查這麼多回了，一回回的都偏向人家，硬說我外甥是反革命，得急病死的。還弄了個法醫的鑑定。你們兩個閨女來調查，誰還敢告訴你們實情？”

“大娘，這麼大個村，就沒人敢說個直理？”吳玉萍不相信群眾中就沒有堅持正義的人。大娘說：“有人敢說怎麼樣？人家人多，咱們人少。公安局的來了，還問過我呢！說劉國良是不是反革命？我說不是。他們說人家都說是，你說不是有什麼證據？我說你們說是有什麼證據？他們說他反對文化大革命，攻擊毛主席，有他的口供，他還按了手印，這就是證據。我急了，他們家三代貧農，毛主席領導窮人翻了身，他家才過上好日子，他又當了多年兵，回村當了幹部，他怎麼能反對毛主席？他們嘿嘿冷笑：跟毛主席革命幾十年的元帥、國家領導人，不是也有不少成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嗎？我說那口供是他們逼的，他是被打死的。他們說你見了？我說聽人說。他們說那不足為憑。再說反革命哪有那麼容易甘願投降的？教訓教訓他也是情理之中嘛！我知道你們是劉家一姓，還有親戚關係，你也是貧農，可要和他劃清階級界線，包庇反革命，可沒好下場。”大娘又哭了起來，“縣公安局都這樣，你們還能整得清嗎？從公安局下了結論以後，那一夥人更不可一世了，經常在大喇叭上廣播：誰包庇反革命，與反革命同罪，小心你們的腦袋。連他娘現在都不敢說話了，別人誰還敢出頭說話呀！閨女，你們可千萬別啟動了。”

黎娟沒主意了，她沒想到連公安局都向著人家說，還有那麼多證據。這個一向快嘴快舌的閨女，也沒話說了，看看大娘，又看看吳姐，一臉的無奈。吳玉萍也感到壓力很大，事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2全本》 第73部分（第1/4頁），本章未完，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