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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平各城市，將新臣民併入傳統的蒙古部落社會。但不久便有人向他們提出功告，說這是不可能的，還有更有利的選擇：

既然你們已征服天下所有地區，贏得四海所有財富，你們自然可以獲得所想要的一切，但是，你們還未將到手的一切組織起來。你們應該向土地和商人徵稅，從酒、鹽、鐵以及山區、沼澤地區的產品中獲利。這樣，你們一年就能得到50萬盎司的白銀、8萬匹絲綢和40萬擔糧食。你們怎麼能說中國人對你們沒有用呢？

蒙古人聽取了這一勸告，建立了與前中國統治者所建立的基本相同的行政機構。同時，他們還能保持自身的特點，因為遊牧生活的經歷使他們在語言、習慣和法律方面與其臣民相分離。他們還有意僱傭許多外國人任職，以與可疑的多數中國人相抗衡。馬可·波羅是外籍官員中最著名的一個，不過多數外籍官員是中亞的穆斯林。

忽必烈將蒙古首都從哈拉和林遷至北京，恭敬地履行傳統的儒家的帝國儀式，基本上變成一箇中國皇帝。他還試圖透過免除儒家文人學士納稅的方法，來撫慰他們，但這些文人學士在很大程度上仍與他不和。他們對實際上是在一個國際行政機構中任職的許多外國人不滿，也對蒙古人寬容和庇護各種外國宗教不滿；這些外國宗教包括伊斯蘭教和聶斯脫利教等（見第十四章第四節和第五節）。

蒙古人在中國的統治由於其性質和持續的時間較短，沒有給這個國家留下深刻的印記。可能選擇北京為首都是最持久的一個貢獻。北京位於華北平原，地處西至中亞，東到滿州的交通要衝，至今仍是重要的軍事、經濟和行政中心。因為中國這時是地括歐亞大陸大部分地區的大蒙古帝國的一部分，所以蒙古人的統治還促進了陸上貿易的急劇增長（見第十二章第二節）。紙幣的廣泛使用也促進了商業。宋朝最早使用紙幣，蒙古人予以進一步發展。馬可·波羅一再對使用紙幣表示驚訝，正如他的同伴，一位義大利商人在下面這段話中所說的那樣：國庫，以其紙幣作為交換。……用這種錢你可輕易買到絲綢和你想要買的其他任何商品，這個國家所有的人都須接收這種紙幣。你不用再為你買的商品付較高的價格，因為你的錢是紙做的。

有才幹的忽必烈死於1294年，終年80歲，繼位的是他的孫子、同樣具有才幹的鐵穆耳。但鐵穆耳死的很早，他之後的大汗們軟弱無能，終日沉湎於宮廷生活。朝廷內爆發了自相殘殺的鬥爭，而更為嚴重的是，黃河時常氾濫，使華北普遍遭受饑荒。大多數省份紛紛爆發起義，只因起義領袖間的競爭，才使蒙古人的統治能維持這麼長久。最後，一位能幹的平民結束了這種混亂局面。他象漢朝創立者一樣，在危機時期憑藉天賦的才幹，抓住機會，揭竿而起，成為“天子“。於是，1368年建立了中國人的明朝，且一直統治到1644年。

五、明朝的民族優越感及後撤

從推翻蒙古人的統治到共和國的出現，明（1368－1644年）、清（1644…1912年）兩代統治了中國500多年。這幾個世紀構成了人類歷史上行政管理井然有序、社會生活安寧穩定的一個偉大時期。出現這一空前持久穩定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一種被稱為“新儒學”的新的儒家玄學佔據了絕對統治地位。這種儒家思想的復興，主要發生在唐朝滅亡後的混亂時期；當時的時代所需要的東西顯然超出死記硬背儒家經典的範圍。因此，許多學者著手徹底地重新評價人類和宇宙的問題。

從事這項工作的主要人物是朱熹（1129－1200年）。他年輕時曾研究過佛教和道教，但對兩者都不滿意，又轉而研究儒家經典。憑藉其傑出的綜合才能，他發展了一種解釋方法。這種解釋方法綜合了佛教、道教諸成分，更令人滿意地適應他那個時代。他的方法基本上是經驗主義的唯理論者的方法。他教導說，宇宙受自由法則的支配，這一點應該得到理解和尊重。他還相信人的善良及其可完善性；把人比作一面落滿灰塵的鏡子，一旦抹去灰塵，將和過去一樣明亮。因此，邪惡是忽視和缺乏教育的結果，是可以糾正的。

朱熹對中國儒教世界的影響，可與托馬斯·阿奎那對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影響相比。恰如阿奎那不久將亞里土多德和聖保羅的哲學編成正式的經院哲學那樣，朱熹把當時中國人的思想併入新儒學綜合體。和阿奎那一樣，朱熹以其非凡的理解力和說服力，阻止了哲學的進一步發展。明朝時期尤其如此，作為一種反對前外來的蒙古人統治的反應，當時存在著明顯的民族優越感和對過去傳統的回顧。在這種氣氛中，朱熹漸漸被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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