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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種繁榮景象在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就不復存在了。二是20世紀前期,尤其是民國時期的上海租界,文藝創作有一段繁榮的時光
。在1911年到1928年的17年間,中國基本上處於無政府狀態,那段時期可謂是中國文藝創作和其他方面的發展和創新最有活力
的時候,這一歷史對於理解中國的自主創新出路很有啟示。
事實上,我認為,中國目前已有的一些創新動力,還得感謝美國和香港等自由世界資本市場所提供的拉動力。如果沒有這些世界
市場提供的拉動力,僅靠中國自己來激發這些創新激情,中國的經濟可能難有現在這樣的成就。
產權與財富
國營,還是“還產於民”?
本來以為“國營”還是“民營”的問題早已達成共識,沒想到這個問題又成熱點。因此,對這場辯論中的一些問題,我想談談自
己的看法。
首先,關於“國退民進”中是否存在國資流失的問題。我想,在目前缺乏監督、缺乏實質性制約的體系下不發生問題反而怪了,
要不然我們所熟悉的腐敗現象怎麼會這麼多,連大學和中小學、醫院、福利機構、銀行、法院等都時常發生腐敗,你說“國退民進”中有
這樣那樣的事奇怪嗎?“國退民進”是腐敗的“因”,還是更系統性腐敗的“果”?按照常理,腐敗越嚴重的社會里,最可靠的解決腐敗
的辦法就越應該是“物歸原主”,也就是“還產於民”,讓每個人管自己的財產最安全,使腐敗沒有物質基礎。但“國退民進”過程不是
會出現腐敗嗎?當然,如果因為這一點而保留國有企業,那隻會繼續為腐敗提供最大且長久的財產基礎,所以國家不退的道德風險會更大
。我一直認為,像捷克那樣人均一份國資是最公平的民營化程式(其實俄羅斯不是這樣做的,許多人對此有誤解),而且這也跟國有企業
產權的最初定義最為一致,但許多人誤認為這種方式是導致俄羅斯改革“失敗”的根本原因,其實俄羅斯並沒完全按“人均一份”去做。
實際上,從民營化過程中的道德風險角度講,“人均一份”既簡單又遠比“暗箱操作”的腐敗空間小得多。
我們這裡主要想談的不是民營化方式的選擇問題,而是要不要“國退民進”的問題,還有就是產權和經濟發展到底有無關係。
案例研究與學術研究
在這場爭論中,一些人士依賴的結論多是基於案例分析。那麼,由案例分析得出的結論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意義?在多大程度
上只是研究者的猜想?
實際上,這裡有一個更一般性的問題。隨著過去十幾年MBA、EMBA教育越來越普及,商學院與經濟學教授們可能有點納悶
:案例與傳統的研究方法相比,更易懂、更具體、更清晰;那麼,案例研究是不是學術研究的主要方式?當對單個公司進行研究時,這到
底是不是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如何界定?
僅僅透過案例研究得出的結論有時可能很荒唐。舉個例子,中國著名的二胡獨奏《二泉映月》的作曲者阿炳是一位盲人。如果以
阿炳創作《二泉映月》為案例去研究,那麼,什麼人才能夠成為傑出的作曲家?因為阿炳是一個瞎子,是不是可以得出結論說阿炳之所以
可以創作出《二泉映月》,就是因為他是一個瞎子?如果這樣的話,要想成為傑出的作曲家,你就要先把眼睛弄瞎?
還有,在美國經常有人去賭場賭錢,當某一天碰巧贏了一筆鉅款之後,就開始寫書,講授他那天是如何去賭的經驗。比如說,他
可能平時早晨7點起床,但去賭場那天他是早晨6點起床;平時穿一件白襯衣,但那天他穿一件黑襯衣。他會下結論說,正是由於他那天
早晨6點起床,穿了一件黑襯衣,去賭場就賭中了,因此賭錢贏了的秘訣就是早晨6點起床,穿黑襯衣。這也是根據個案介紹經驗並得出
“大結論”的。這類書很多,的確也有不少人買,世界真是什麼人都有。
從這兩個例子可以看出,單純的案例分析很難是學術研究,頂多是為學術研究做素材準備,幫助你得到猜想,但不能給你結論。
通常說,對經濟的學術研究可以是純理論的,可以是純實證的,也可以是兩者兼顧。即使是純實證的,你有了猜想或者理念後,首先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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