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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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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他自己,他完全可以用法國作家儒勒·芮納爾的話來說:“我的故鄉在那漂盪著最綺麗的雲彩的地方。”

假如格林身後只給我們留下紼紅的帆這首散文詩,那也足夠使他置身於那些以要求完美的呼喚來激盪人類心靈的卓越的作家之列了。

格林的作品幾乎全是為幻想辯護的。在這一點上,我們應該感謝格林。大家知道,我們所努力爭取的未來是由不可戰勝的人類特質——善於幻想、善於愛——產生的。

(八)愛德華·巴格里茨基

可以預先警告給愛德華·巴格里茨基寫傳記的人,他們會飽嘗辛酸,或如常言所說,“曉得曉得邪惡多少錢一斤”,因為巴格里茨基的傳記不容易寫得正確,

巴格里茨基關於他自己說了那末多絕妙的謊話,結果這些謊話與他的真實的生活是那樣牢固地混合在一起,叫人有時根本分不清哪是真實,哪是虛假。不可能恢復真實,“僅僅是真實,除了真實沒有別的”。

而且我不敢說,到底值不值得作這件費力不討好的事。巴格里茨基杜撰的東西,是他傳記的有代表性的部分。他自己也衷心地相信這些杜撰的東西。

沒有這些杜撰的東西,便不可想象這位生著一雙灰色的含笑的眼睛、氣喘吁吁但聲音十分優美的詩人。

在愛琴海沿岸住著一個美麗的民族——快樂而勤勉的“近東人”。這個民族把各種民族——希臘人和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猶太人,敘利亞人和義大利人——的代表結合在一起。

我們蘇聯也有自己的“近東人”,這便是“黑海人”,也是各種不同民族的混合,但都同樣地愉快活潑,好調笑,大膽無畏,無限熱愛他們的黑海、乾旱的太陽、海港的生活、“敖德薩媽媽”、杏子和西瓜、海岸的五光十色的沸騰的生活。

愛德華·巴格里茨基便是這種民族裡的人。

他有時象一個赫爾松檞木船上的懶洋洋的水手,有時象一個敖德薩打鳥的“小夥子”,有時象一個科托夫斯基部隊裡放蕩的戰士,有時又象梯爾·烏蘭士比格。

在這些似乎不能並存的特徵上,再加上忘我的對詩歌的愛和淵博的詩歌的知識,便形成了這個人的完整的、非常可愛的性格。

我第一次與巴格里茨基相遇是在敖德薩港的防波堤上。他剛剛寫完西瓜詩,這首詩在感覺和語言的形象化方面是驚人的,好象濺上了暴風雨時黑海里的浪花。

我們用細網在海里捉鯰魚和鱗魚。許多奧恰科夫的黑檞木船,張著綴滿補丁的帆,載滿有條條的西瓜從我們旁邊經過。清風吹起,檞木船開始顛簸,海水沒到船舷,在周圍濺起水花。

巴格里茨基舐了舐有鹹味的嘴唇,氣吁吁地,拖長聲調念起西瓜詩來。

一個姑娘在岸邊拾到一隻被浪衝上來的西瓜,西瓜上畫著一顆心,——看來是由遭難的小帆船上漂來的。

在這裡,沒有人告訴她,

拿在她纖手上的是我的一顆心!……

他喜歡背誦隨便那個詩人的詩。他的記憶力是稀有的。他朗誦時,甚至那些最熟悉的詩,也會忽然出現一種新的鏗鏘的音律。在巴格里茨基以前也好,在他之後也好,我都沒聽見過這樣的朗誦。

每一個詞兒和每一詩節的音律上的性質都得到了充分的、令人難受的、憂傷的表現。不論是彭斯的關於姜大麥的歌,布洛克的唐娜·安娜或者是普希金的為了遙遠的故鄉的海岸……,不論巴格里茨基讀什麼,聽著都不能不激動得喉頭梗塞——這是眼淚的先兆。

我們從港口到希臘市場去。那裡有一爿茶館,一客茶還帶上糖精,薄薄的一片黑麵包和羊奶乾酪。從清早起我們就沒吃東西。

當時在敖德薩住著一個老乞丐。全城的人都怕他,因為他行乞和一般不一樣。他不卑躬屈節,不伸出顫抖的手,也不用鼻音哼著“大慈大悲的老爺們哪!可憐可憐我這個殘廢人吧!”

完全不然!他身材高大,鬍鬚斑白,眼睛通紅,目光僵直,專走茶館。還沒跨進門檻,便開始用嘶啞的、如雷的嗓音對茶客們大罵起來。

聖經上以絕代的詛咒能手著稱的最殘酷的先知耶利米,在這位乞丐面前,恐怕也要象敖德薩人所說的,“消聲匿跡”了。

“你們的良心在哪裡,你們是人不是?!”這老人喝道,然後自己便立刻回答自己這個修辭問句:“你們坐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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