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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認為這位參議員重要，一個原因是某種意義上，他是最初全球化的一部分。我第一次見到舒默是在1988年，當時日本的金融實力處於鼎盛時期。我那在財務省工作的老朋友內海誠（我在第5章描述過的東京策劃會議上的那位）有了一個想法。國際派的財務省官員們試圖跟隨其他工業化國家的步伐，開放金融市場。他們面臨的問題是國內派的官員們卻抵制這一做法。那些金融機構也一樣。內海誠說日本財務省將不會反對某些具有影響力的美國國會議員來日本進行勸說。這一想法是透過對金融自由化的討論打破僵局。但是，日本財務省應該正式邀請誰去呢？

我和當時的一位商業夥伴，理查德·梅德利給他提供了兩個人選：來自猶他州的共和黨參議員傑克·加恩以及來自###黨的舒默。他們完全不一樣。加恩是個沉默寡言的中年人，保守的摩門教徒。舒默是個年輕、性急的自由主義猶太人。我們犯了一個錯誤：結果他們兩個互相看不慣對方。這也是為什麼內海誠問，如果我們可以幫他忙的話，能否陪同這兩位立法者一併去日本。我們這樣做了，順便還帶上了我們的妻子以陪伴他們的妻子。

幾乎從起程的那一刻起我們就確定：舒默是個非常有趣的夥伴。如今，作為美國參議員，他被認為是2006年###黨接管美國政權的幕後策劃。而那個時候，舒默僅僅是一個年輕的國會成員—高、瘦，留著向後梳的黑髮，顯得非常精明。作為國會成員，他似乎想做一些改變。那意味著為資助了他的政治生涯的華爾街利益服務。

舒默的職業生涯自此起飛，這並不讓我感到驚訝。在我們第一次與日本銀行和保險公司的人士見面之後，很顯然，在美國方面，舒默將承擔起責任。讓我驚訝的是舒默能夠敏銳地感知金融市場的運作。早在“全球化”這個說法出現之前，舒默在會議上和會議後就已經提出了金融全球化的意見。他對在###黨內仍然得到大量支援的陳舊的貿易保護主義完全沒有興趣。

至今，我仍記得舒默某次陳述的具體言辭。那是因為，那個時候他說話就像保守的鼓吹自由市場的傑克·肯普：“透過開放日本的金融體系，全球金融餡餅會增大，因此日本和美國金融機構都會從中獲利。”舒默繼續細緻地描述了即將到來的金融融合的充滿活力的新世界。這個新世界將把全球經濟推向一個繁榮的新高峰。

在此期間有一刻非常讓人吃驚。某晚，舒默在某個雞尾酒招待會上向整個日本金融界的精英發表了一段感謝性的致辭。到場者包括各個金融機構的領導人以及日本經濟發展巔峰時期的全部資深內閣成員。舒默告訴大家他非常榮幸能夠造訪日本，希望整個體系能夠對國外的金融機構更加開放（包括允許國外機構在日本股票交易市場擁有更多的席位），然後他邀大家舉杯共飲。面對著日本最有力量的這群精英，當他把酒杯高高舉在空中時，他驕傲地稱美國為“大哥哥”，而日本為“小弟弟”。

日本人馬上覺得被冒犯了。日本人的反應很微妙，但很迅速：我們的妻子，原本站在整個招待會會場的中間聽著演說，馬上就被要求移到房間的角落。她們最後站在休息室入口附近，那個地方被認為更加“合適”。

一分鐘以後，Setsuya　Tabuchi—也就是當時日本最大的證券公司野村證券的主席，拍了拍我的肩。他那面板近乎古銅色的堅韌的臉上掛著十分詭秘的微笑。他60多歲，看起來像個在上千次戰鬥中拼搏而且生存下來的武士，總是穿著雙排扣的西裝。他手中的一小截煙就像架在三根指頭上的魚雷，有點像里根總統的主要戰略家約翰·P·西爾斯的風範。

他沒有用翻譯，用英文跟我慢慢說：“那個國會成員關於‘小弟弟’的臺詞是你們的主意，對不對？如果你們汙辱大夥，事情就鬆散了下來。非常聰明。人們會氣憤，但最終他們會開始磋商。”說真的，我不太明白他說的是什麼意思。而且，我幾乎能確定，舒默也不明白。我所能夠確定發生的，僅僅是老套的社交失言—但它卻奏效了。

儘管程度有限，但日本的金融系統立即開始對國外投資公司敞開。股票交易市場上也多了一些席位。哥哥和弟弟都繁榮昌盛起來。（整個過程並不是完全順利，因為日本的銀行降低了利率。這一行為也降低了日元因為市場自由化導致大量資金湧入而突然升值的風險，但是從那以後卻也引發了非常危險的資產價格泡沫。國際上的巨大壓力，（好*書*多^。^整*理*提*供）包括來自於美國財政部的壓力，都讓日本的這項政策作用受限。）

在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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