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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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以前，印度經濟也遭受過通貨膨脹、相當不協調的政治領導的影響，以及對經濟發展極其關鍵的效率低下的基礎設施的制約（這就是為什麼印度現在要大刀闊斧地開始基礎設施建設）。今天印度的製造業者所花費的電力成本是中國製造業者的2倍，而鐵路運輸成本是中國的3倍，因為中國曾經首先對製造業進行了大量投資。而且，雖然在過去的15年時間裡，印度的通貨膨脹率從14％降低到5。5％，但仍然還需要繼續降低。

還有一點，中國在1979年就放開了經濟發展，這要比印度領先12年，因為印度從1991年才開始了全面發展。然而，印度在當前發展階段的優勢可能比中國更加明顯。到今天，印度的外國直接投資已經超過了500億美元，大體相當於中國改革開放15年之後的數額。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更高，但印度的經濟發展更穩定，而且金融部門的不良貸款數額更低。

印度在技術領域也更勝一籌。威爾·赫頓在他的書《迫在眉睫：我們為什麼要把中國當做合作伙伴或者競爭對手》（The　Writing　on　the　Wall：　Why　We　Must　Embrace　China　as　a　Partner　or　Face　It　as　an　Enemy）中認為，印度在計算機技術領域已經遠遠地走在了中國的前面，“儘管中國擁有大量的投資中國仍然遠遠地落在了後面”。

因此，這裡的問題不是印度已經做了什麼，而是在未來幾十年，如果按照其政府所承諾的，印度的基礎設施、限制性的勞工法令更加完善，其他阻礙經濟發展的不利條件得以轉入正軌，那麼印度該如何去做。但也有一種情況會出現，即如果全球生產達到了一個飽和點，而中國又試圖在全球服務領域進行競爭的話，那對印度來說將會是一個很頭疼的問題。

最後，我想說的是，首先，中國是一個發展動力強勁的經濟體。它的動力來源於對即將到來的技術洪流和貿易額日益擴大的出口的需求—至少是現在。在中國經濟進行軟著陸的時候，這一動力的任何缺失—不論是投資縮減、出口下降，還是技術失誤—都有可能對中國經濟體系帶來多重負面影響，這一點對世界其他國家來說也是一樣的。中國未來的發展還需要拭目以待，比如，如果中國的通貨膨脹惡化，或者歐洲和美國要求與中國在貿易和投資方面互惠，而中國出於各方面原因卻無法提供。

回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當我開始從事市場諮詢業務的時候，日本還與中國今天的這種經濟狀況非常相似。日本，這個全球儲蓄額最大的國家，所展現出來的產業力量也是巨大的，很多人預計它有可能引領全球經濟。但由於在利率、貨幣以及銀行規則的實施方面出現的一系列政策性失誤，事情好像並沒有像人們預期的那樣發展。正如我將在下一章闡述的，自由的金融市場時常會產生令人恐懼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然而，最糟糕的經濟體系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有缺陷的人類透過行政控制和政府法令，試圖去管理由複雜的經濟和金融體系帶來的結果。

全球金融市場面臨諸多不確定性—從中國脆弱的銀行體系，再到萎縮的中央銀行—而政治變化是最難以預測的。全球化和開放資本市場都始於政治，是對20世紀70年代經濟滯脹的一個解答。全球化在21世紀的存亡問題同樣最終將取決於選民在政治上是否會因為其帶來的巨大利益而能夠接受其缺點。但這種接受似乎越來越令人懷疑。

如今的全球資本海洋仍在不斷衡量政治風險。因為創業資本流動性和前瞻性很強，當有跡象顯示出現哪怕“潛在”的消極變化時，它都會衝出國界，將金融恐慌的殘骸留在身後。這些消極變化跡象包括階層鬥爭（政治家挑起某一收入階層同另一收入階層之間的鬥爭）、過度的政府幹預（包括貿易保護主義），以及其他目的良好但可能適得其反的財政和監管變化。如今的世界變成了彎曲的，正是因為政治界和金融市場之間越來越缺乏瞭解。美國尤其如此。美國似乎正在醞釀一次地震式的政治變化，可能會使其拋棄自由貿易和開放的資本市場。

我將會提供一個關於全球化政治的理論，這聽起來可能有些奇怪。我的論點是在過去的25年間，兩黨觀點相對一致，就支援自由貿易和開放的金融市場達成了共識。在這一時期，全球化並不是一個共和黨或者###黨現象。實際上，###黨的比爾·克林頓同共和黨的羅納德·里根的經濟決策並沒有很大差別。

事實是比爾·克林頓甚至比羅納德·里根更支援自由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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