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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也讓他與左季皋的結盟更為牢靠。二人在隨後的歲月裡持續著這樣互惠而有效率的合作。4年之後的光旭四年春天，左季皋的西征戰事一結束，他被晉升二等侯，緊接著就向光旭皇帝要求給他的盟友以政治獎賞了。

這其實是左季皋第三次為胡雨霖請賞，前兩次分別是在彤郅五年十一月和彤郅十二年四月，胡光墉的官銜由認識左季皋之前的“運使銜江西補用道”，提為“福建補用道，賞加按察使銜”（彤郅三年）、“從二品布政使銜”（彤郅五年）。光旭四年4月14日，左季皋會陝西巡撫譚鍾麟，聯銜出奏“破格獎敘道員胡雨霖”，歷數他的功勞，計9款之多。

彤郅十三這一年，對左胡二人確實都至關重要。

阿古柏在新疆建立所謂“哲德沙爾汗國”，投靠俄國後，俄軍佔領伊犁，大乾西北邊疆出現了嚴重的領土危機。彤郅十三年左季皋攻佔肅州，最終鎮壓了回民的造反，他建議清政府乘勝出兵西北，收復新疆。但日本繼兩年前宣佈琉球為其“內藩”之後於該年5月直接出兵登陸臺灣，又直接引起另一個同樣重要的防禦問題：“海防”。這一年，朝廷內部出現了“塞防”和“海防”兩派觀點的激烈交鋒，兩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是左季皋和李紹泉。

左季皋於當年11月上奏朝廷，直接道出了海防對於西征協餉的影響：“甘餉日形支細，出關各軍待用孔殷”，而“自福建籌辦臺防，沿海各省均以洋防為急，紛議停緩協餉”。翌年3月6日左季皋又致信總理衙門：“現在用兵乏餉，指沿海各省協濟為大宗，甘肅尤甚，若沿海各省因籌辦海防，急於自顧，紛請停緩協濟，則西北有必用之兵，東南無可指之餉，大局何以能支？”左季皋進一步指出，如果沙俄不能逞志西北，那麼其他各國就不至於構釁東南，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應當並重，而收復新疆則有燃眉之急。

左季皋的論點顯然更迎合當時朝廷的期望，但國庫空虛的財政狀況決定了清政府不可能同時打兩場戰爭，塞防、海防之爭的背後是大乾帝國政府有限的財政資源優先分配給朝中哪一方政治勢力的問題。西征軍人數2萬餘，萬里行軍，費用浩大，西征軍餉由西征糧臺統籌外，還有伊犁軍餉、塔裡巴哈臺軍餉、烏魯木齊軍餉。張曜的嵩武軍14營，每月應支淨糧料43。695萬斤，正雜餉銀3。728萬餘兩；宋慶的毅軍馬步隊及長夫共9136餘名，月需淨糧料49。31萬餘斤，正雜餉銀4。1萬至4。2萬餘兩；金順一軍馬步20營，人數達1萬以上，月餉、糧料又不知凡幾。隨著西征戰事的展開，兵員不斷增加。糧料的運輸更是一筆極大的開支，每百斤自肅州至安西的運價高達11。7兩，此外還有大量軍衣、軍械的添置以及欠餉的補發等等。另外，內戰剛剛平息後的險象環生的內地局勢，也是朝廷上下十分關注的一個問題，一個是大量遣撤部隊、失敗的起義士兵的安置難以解決，社會治安問題日益突出，內地異常窘困的形式下保證西征大軍前線糧餉極為艱難。財政上能否保證就成為全盤關鍵。

左季皋充滿煽動性的政治觀點能否兌現更需要現實可行性的支援，他顯然必須自籌到相當大一部分西征軍費。彤郅十四年5月，左季皋被任命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這已經反映出這場論爭中朝廷的傾向。

第二百五十五章被人當槍翁侍郎

儘管這場左、李之爭的表面始終沒有浮現出胡雨霖的身影，但左季皋之所以敢於如此打保票，因為他在十餘年的交往裡對胡雨霖的能力已經深信不疑，他把籌錢之事信任地交給了胡雨霖。

甘肅新疆協餉歷來是大乾朝財政支出的一個大頭，在韶光年間，甘新協餉每年達404萬或415萬兩，幾乎佔國家財政支出的十分之一，除留抵外，每年實撥銀300多萬兩。而鎮壓長毛教匪和賠款耗費了政府大量庫銀，左季皋西征前，協餉制度幾乎名存實亡了。到顯鳳年間，甘新協餉屢次裁減核扣，大幅度下降，減至302萬兩。彤郅初年，每年實撥到新疆的經費僅44萬兩，而且常常拖欠。在每年應撥甘新協餉中，兩江60萬兩，浙江144萬兩，廣東84萬兩，由於年年拖欠，成了一大筆空有其名的財源。光旭元年年底，各省關積欠協餉已達2740萬兩，相當於3年的應協款額。

左季皋在胡雨霖的提醒下，弄出的辦法是舉借外債，這當中的灰色地帶是巨大的，誰也無法知道胡雨霖在外國銀行和政府間來回操辦此事的具體細節，即便他嚴格秉公辦事，作為胡雨霖政治投資的回報，左季皋也會主動在每筆業務裡留出相應的好處給他的這位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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