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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嚴師母無法，為了全家活命、只好把老大老二送到孤兒院，把老三寄養給人，自己跑去做下女——並且是給外國人當下女，中國人是不敢請“匪諜之妻”做下女的！

嚴僑拿出酒，師徒二人26年後重同飲，酒後的嚴僑偶然使李敖看到往昔的風采，但李敖明顯感到：老師變頹唐了。

看到嚴僑那三個命運多劫的孩子，李敖本想問問他們的情況，可孤兒院長大的那兩個好象有點“談院色變”，就好象嚴僑不願談那使他色變的事情一樣，於是李敖沉默了，他在自己口袋裡掏了半天，掏出100元，送給三個小孩子。

在談話間，李敖將華嚴的書《智慧的燈》送給嚴僑時，嚴僑脫口而出：“那是什麼狗屁！”李敖聽了一驚：華嚴可是老師的親妹妹呀！可轉念一想，明白了嚴僑為什麼如此憤激了！在來看嚴僑之前，華嚴本要李敖看過嚴僑後將看到的情況告訴他，但李敖知道自己回去將向華嚴交白卷了！

師徒兩人都喝醉了。當李敖也醉熏熏地從嚴僑家中走出來時，已是月影西斜。

當天深夜，李敖給胡適寫了一封信，談了自己看到嚴僑後的感想，於五日後寄給了胡適。李敖稱讚胡適“真不愧是“上夯碧落下黃泉”！，“居然使嚴僑‘起死回生’”，“把躺在我心裡的酒鬼又扶起來了。”

然而，李敖雖因重逢嚴僑而欣喜，但是今夕何夕，人與心境都大大不同了，嚴僑在思想上自暴自棄，在生活上日益沉淪，日日以酒澆愁，李敖覺得兩人在交往中已沒有思想境界上的交流，而剩下人情和彼此的憐借了。

李敖最關心的是嚴僑的健康問題和經濟問題。由於長年坐牢與酗酒，嚴僑的身體已每況愈下，健康明顯在惡化。除了喝酒，嚴僑的香菸也抽得很兇，但每次抽到一半就掐滅了，他似乎對香菸有一種本能的恐懼，但又控制不了抽菸的衝動。對他來說香菸顯然成了一種道具，使他掩飾內心的恐懼和痛苦的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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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上胡適五千言書（3）

經濟上的窘迫顯然更加強了嚴僑的痛苦和恐懼。李敖決定實實在在地幫助嚴僑，就為他提出了一個翻譯計劃，讓嚴僑有計劃地翻譯些日文中有價值的作品，由李敖負責幫助在《文星》等雜誌士發表。剛開始嚴僑很興奮，也認真翻譯了一些作品，但沒過多久，就舊態重現，難以為繼了，稿費在〈文星〉上也透支得不能再透支了。

1962年10月1日，嚴僑有一封給李敖的信，充分說明嚴僑本人的因厄和精神上的頹廢：

敖：

債，債，債！每日過日都成問題了。介紹要學日語文的人給我教。天天為著找“吃飯的錢”忙而愁。青黃不接，把我整壞了。職業一時找不到，做小販的本錢都沒有。翻譯東西不是單行本，稿費不夠。文星的餞也拿過來了。錢是從“o—a”非常難的，拖車都要有本錢。　“三際未必真”，“實際和幻像之間很難找出界線”。我該是無所求，可是還缺些什麼似的。“酒”的興趣好像失去了。是“好”是“壞”很難斷定。人家說“好”就算好吧！人無端地生，無端地活，無端地死——生死之間無端地做一些事（相關關係的遭遇）。空時（space—time）都是變數。對了，我忘了，我們是不能脫離所在的座標系。所講的話也能算是話。你好麼？不可讓自己緊張，尤其是下意識地。

兩人重逢後，李敖只收到嚴僑這一封信。李敖真想再看到以前那個神采飛揚、才華橫溢的老師，再和老師作一番精神上的交流，可惜這都已成往事。

嚴僑本來在育英中學有教職，但因為酗酒，最後連這僅有的職業也丟了，生計無著，嚴僑的酒喝得更兇了。

在期間李敖經常抽空去看他，送錢給他，李敖手中儲存的一張1962年7月15日的榮星醫院治療單就很說明問題。這張單據上開注射費270元，藥費35元，入院費120元，共425元，打八折340元。這些錢都是李敖支付的。

但李敖覺得這總不是根本解決問題的辦法，根本辦法是使嚴僑重新振作，而要使他振作，李敖認為最關鍵的是想法讓嚴僑戒酒，為此李敖傷透了腦筋。

最後，他決定仗著自己和嚴僑的一番師生之情與嚴僑徹底攤牌。李敖嚴僑的妹妹華嚴作證，在醫院當面對嚴僑說：“老師，我要仗著你我多年的師生之情，逼你做一次選擇了：這次出院後，除非你決心戒酒，我不會再來看你了。如果你覺得這幾口黃湯比你學生對你的期許還重要，你就喝下去；否則的話，你就該振作起來，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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