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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人和英國人並非孤軍奮戰。許多大國的領事、篤信宗教的部長們都把自己想象成考古學家，不過只有美國基督徒才真正創立了現代考古學。＇2＇法國和德國人並沒有落後太多，他們都帶著堅定的民族精神在追尋考古學上的精彩發現，而他們的皇帝和總理們也都熱心地在背後支援他們的挖掘事業。就像在20世紀的太空競賽中要擁有英雄般的宇航員一樣，在考古學領域擁有著名的專家也很快成為國家實力的一種體現，考古學家們被虛誇為歷史的征服者和科學的尋寶者，一個德國考古學家稱這種現象為“和平的十字軍東征”。

威爾士王子的訪問激勵了一個身著紅色大衣的英國官員和考古學家查爾斯·威爾遜上尉對耶路撒冷的考察。威爾遜在靠近西牆的鏈街下的隧道里發現了希律王時期修建的穿過提羅皮恩谷到達聖殿的大橋的拱門，這個發現意義重大，該拱門現在以“威爾遜拱門”之名為人熟知，而這僅僅是個開始。

1865年5月，一群顯貴在維多利亞女王和蒙蒂菲奧裡的支援下，聯合成立了“巴勒斯坦探索基金會”，這些人當中既有外交秘書羅素伯爵，也有阿蓋爾公爵，沙夫茨伯裡不久之後便成為了該基金會的主席。該團體的章程這樣寫道：自愛德華一世起，英國王位第一繼承人對巴勒斯坦的訪問就“將整個敘利亞的大門敞開，供基督徒進行探訪”。在第一次會議上，約克大主教威廉·湯普森宣稱：《聖經》給了“我試著生活的法則”以及“我擁有的最好的知識”，“巴勒斯坦這塊土地屬於你和我，它曾經被賜予以色列的先祖們。這塊土地將會傳來我們獲得拯救的訊息，我們像一個真正的愛國者一樣看待這塊土地，就像看待我們親愛而古老的英國一樣”。

1867年2月，二十七歲的皇家工程師查爾斯·沃倫中尉開始了該團體考察耶路撒冷的行動。然而，耶路撒冷人對所有在聖殿山周圍進行的挖掘活動都持敵視態度，所以他就租用了聖殿山附近的小塊地皮，並穿透岩石開鑿了二十七口豎井。沃倫挖掘出了耶路撒冷第一批真正考古學意義上的文物：一個有“屬於國王”印記的希西家國王時代的陶器、聖殿山下面的四十三個地下儲水池、位於俄斐勒山上被他認為是大衛王進入耶路撒冷市的通道的“沃倫的豎井”、沿著西牆的隧道里面的“沃倫的大門”（該門是希律王時代聖殿的主要入口之一），以及隨後發現的老山洞會堂。這個充滿冒險精神的考古學家是新科學魅力的典型代表。在一次地下考古中，沃倫找到了古老的希律聖殿的蓄水池，並且還乘坐一個由幾個木門做成的木筏漂流其中。那些穿著時髦的維多利亞時代服裝的女士們坐著籃子被下放到他的豎井裡，她們看到眼前的《聖經》景象，不禁狂喜而昏厥，往往必須解開緊身胸衣才能讓她們甦醒過來。

粗魯的歐洲遊覽者嘲笑猶太人在西牆邊的“最莊嚴的集會”，認為那就像一個“鬧劇”，這使猶太人感到氣憤。沃倫則很同情那些猶太人，他認為，這個“地區必須是交由他們治理”，這樣最終“猶太公國很可能會在列強擔保下獨立成為王國”。＇3＇法國人在他們考古學方面的抱負上表現得過分自信，他們的首席考古學家費利西安·德·索西（Félicien　de　Saulcy）是一個做事粗糙的人，他宣稱城牆北邊的王陵屬於大衛王，而實際上，那是一千年前阿迪亞波納女王的陵墓。

1860年，穆斯林在敘利亞和黎巴嫩屠殺了很多基督徒，原因在於他們被蘇丹頒佈的支援基督徒和猶太人的法律激怒了，然而這次行動只招致了西方人更多的行動：拿破崙三世派出軍隊去解救黎巴嫩的基督教馬龍派教徒，並再次宣稱這片土地是在查理曼、十字軍東征，以及16世紀的弗蘭西斯國王手下儲存下來的。1869年，在法國出資支援下，埃及在一個由法國皇后尤金妮、普魯士王子腓特烈以及奧地利皇帝弗朗茨·約瑟夫出席的慶典上開通了蘇伊士運河。為了不被英國人和俄國人超過，普魯士的腓特烈乘船到達雅法，然後乘車來到耶路撒冷，在那裡他讓普魯士在對教堂的爭奪和考古競爭中大出風頭：他購買了十字軍時代拉丁人的聖瑪利亞教堂遺址，該教堂與聖墓大教堂離得很近。腓特烈（未來的德皇威廉二世的父親）對自信滿滿的考古學家提圖斯·託布勒（Titus　Tobler）的活動表示支援，託布勒曾宣佈：“耶路撒冷必須是我們的。”返回雅法時，腓特烈與奧地利皇帝、耶路撒冷名義上的國王弗朗茨·約瑟夫不期而遇，約瑟夫不久前才在薩多瓦戰役中被普魯士人打敗。兩人冷冷地打了一下招呼。

弗朗茨·約瑟夫在一千名土耳其衛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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