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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福澤諭吉將這場戰爭稱作文明與野蠻之戰，在他眼裡，日本是文明的，中國是野蠻的，日本戰勝中國，正是文明對於野蠻的勝利。當他聽說《馬關條約》中，中國政府同意將臺灣割給日本時，便立即著手設計日本對臺灣的佔領方針，很快便完成《臺灣永久化的方針》，希望日本可以借侵臺之機，掃除臺灣土地上一切“矇昧之蠻黨”，日本應牢牢把握所有的殖民權力，將整個臺灣日本化。

日本人好學他國先進之道舉世皆知，但在學習過程中卻一直都注重保持自己的文化。資本主義制度本和封建皇權水火不容，可日本人卻將天皇專制和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學習很好地結合起來，這讓日本的改革成效顯著，也讓日本社會中的封建因素較完好地保留下來。對明治天皇影響匪淺的封建大士族們加固著中央的權力，武士道精神和日本的近代化軍隊結合起來，人們對天皇的崇敬與日俱增，日本的軍國主義勢力極速膨脹。福澤諭吉的思想正是明治維新這些特點的集中反映。

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在《日本的軍國主義》一書中曾做過這樣的統計，1878年，也就是福澤諭吉寫就《通俗國權論》主張日本進行對外戰爭那年，日本的軍費已佔了國民經濟收入的16％，11年後，這一數字竟接近30％。

對等級制度的尊敬和依賴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特點，在日本人看來，這些等級不僅對日本人適用，對國家和國家間的關係也同樣適用。福澤諭吉對世界的看法就受這種傳統的日本思想影響頗深，他認為，世界之所以存在國家，只是為了保護其土地上人們生活的安全便利。國與國之間應該不分你我，互通有無，這也是文明的要求。世界是所有人的世界，國家也是所有人的國家，倘若一個國家把自己封閉起來，不和外界交流，那麼這個國家無疑是將世界共有財產據為已有的自私國家，是妨礙了世界幸福的國家，而別的國家也有權力以武力撞開它的大門。福澤諭吉的這一理論直接影響了日本後來“大東亞共榮圈”的理論出臺。

甲午戰爭的結局，讓日本和中國都受到了極大的震動，對中國來說，為比自己強大甚多的西方列強的大槍大炮攻破，尚在預料之中，而為曾經對自己崇拜有加，並一度和自己一起被西方人欺辱的日本打敗，就太讓人震驚了。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後，中國的志士仁人也開始放眼世界，一些當朝重臣還發起了規模甚大的洋務運動，中國學習西方文化的認真之心一點不亞於日本，但這依然沒有改變於洋務運動中建造的先進船炮在日本軍艦的攻擊下沉沒的悲慘事實。一些中國人愕然驚醒，意識到在一個落後的制度下，即便擁有和西方不相上下的技術，也無力擺脫落後的命運，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開始公車上書，和光緒皇帝一起展開維新變法，一些革命派人士也積極籌劃推翻清王朝的計劃。

而在海那邊的日本則舉國歡呼，士氣大振，雖然在覬覦遼東半島許久的俄國的干涉下，日本並沒有取得預期的利益，被迫將遼東半島歸還，但這絲毫不影響日本人對外擴張的決心。

對日本人來說，連中國這頭在千百年中統領亞洲的雄獅都如此輕而易舉地為日本打敗，日本軍事力量的強大不容置疑，日本有理由也有實力實踐自己的野心，偏居大海一隅的日本就要走出去了，不僅要稱雄亞洲，還要稱霸世界。軍國主義的狂熱情緒不可遏制地瀰漫到國家各個角落，日本人心底的好戰之火劇烈地燃燒起來，為這種熱烈的民族情緒感染，一些思想家也“順應時代”，肆意宣洩著自己的帝國理想。

三、脫亞入歐，大國心態的膨脹（4）

高山樗牛曾被日本人稱為“年輕的帝國主義旗手”，他出生於1871年，既對日本落後捱打的狀況有所體會，又目睹了日本維新後的強大。作為文學家，他的文章語言優美，細膩祥和；作為思想家他的言論大膽激烈，極端狂熱。他像福澤諭吉一樣大力宣揚愛國思想，主張“君民一體，忠君愛民”並將對外擴張作為日本人表達愛國之情的一個重要方面。

1897年為甲午戰爭大為鼓舞的高山樗牛和志同道合的友人一起創辦了大日本協會，並以《日本主義》為宣揚思想的陣地，他認為日本應當讓傳統的神道教成為統攝全體國民的至高宗教，將外來的基督教、佛教悉數排除。

高山樗牛在31歲時就去世了，但他所宣揚的日本主義卻牢牢地紮在了日本土地上，並隨著日本資本主義的完善愈發頑強。而當時盛行在日本國內的除了日本主義外，還有國粹主義。

明治維新之時，很多日本人為歐洲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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