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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堅強抵抗是盾。戰而遇到抵抗，使其知難而退”，“爭取和平階段的到來”。實踐證明，周恩來的估計及其所提出的談判方針是完全正確的。

19．陷於僵局的談判

“抗戰勝利的果實應該屬於誰？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顆桃樹，樹上結了桃子，這桃子就是勝利果實。桃子該由誰摘？這要問桃子是誰栽的，誰挑水澆的。”

這段話，是毛澤東在日本投降後第四天的延安幹部會議上講的。他的這段話，形象地揭示了抗戰勝利初期內戰發生的基本原因。

應當承認，蔣介石集團在抗戰中有一定的貢獻，那麼應該屬於其摘的“桃子‘”理所應當由其去摘取；而中共在抗戰中作出了巨大貢獻，卻不讓其摘取應該屬於自己的那一部分“桃子”，就太沒有道理了。蔣介石這種“分配”方式，是任何一個對於中國抗戰作出過重大貢獻的政黨和團體所不能接受的。

此時的中國國內，從太行山上的激戰，到平漢路上的交火，還有綏遠、察哈爾地區國共兩黨間的爭戰，乃至整個華中、華北的搏鬥，其緣蓋出自此。

如此這般，在《雙十協定》簽字後不到3　個月的時間裡，內戰事實上已在不斷進行，內戰的事實已經客觀存在。不過，所不同的是，此時的內戰尚未成為全國性的，還是限制在一定範圍的，是緊緊圍繞和談而展開的。國共兩黨都沒有停止和談。蔣介石認為他並沒有放棄政治解決的打算；毛澤東也講，要繼續在談判桌上與國民黨作鬥爭，迫使蔣介石最終停止戰爭。總之，說到底，這期間的一切“戰”，都是為了“談”，為談判增加籌碼。

毛澤東由重慶返回延安後。中國共產黨的總談判代表周恩來仍留在重慶主持和談。

周恩來和陪同毛澤東回延安後又返回重慶的王若飛此時的任務是繼續同國民黨代表談判，解決《雙十協定》沒有解決的問題。

10月20日，在重慶的第二輪商談正式開始，地點是宋美齡在市區的住宅之一的中四路德安裡103　號。參加會談的代表，中共方面是周恩來、王若飛；國民黨方面只剩下了張群。王世傑、邵力子3　人。張治中沒有參加，去處理9　月份新疆的“伊寧事件”了。

《雙十協定》的第二條規定：“關於政治民主化道路問題：一致認為應迅速結束訓政，實施憲政，並應先採取必要步驟，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集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協商國是，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現雙方正與各方洽商政治協商會議名額、組織及其職權等項問題，雙方同意一俟洽商完畢，政治協商會議即應迅速召開。”因此，有關政治協商會議的問題，基本原則已經確定，出席政協會議的名額也已達成協議，暫定37人。現需要進一步商談的，主要是名額的分配、組織及職權等問題。經協商，大部分問題均達成了協議。雙方一致同意，政協代表的名額為36人，由四方面組成。其中：國民黨方面9　人，共產黨方面9　人；民盟9　人；無黨派社會賢達9　人。

然而，到了政協開幕前夕，蔣介石卻又出爾反爾，在代表名額問題上掀起一場不小的風波。

原來，到了政協開幕前夕，蔣介石忽然想到了一個問題，民盟與中共的關係特別好，在政協會議上可能完全倒向中共一邊。此外，無黨派的社會賢達，蔣介石雖然可以拉過去一些代表，但不可能完全控制。這樣一來，中共不可能被孤立，國民黨倒有被孤立起來的可能。

於是，蔣介石及其謀士們決定在民盟的代表名額上打主意。

民盟，即中國民主同盟，其前身為統一建國同志會。1941年3　月由反抗國民黨壓迫，謀求共同生存的各中間黨派在統一建國同志會的基礎上秘密成立，當時定名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參加該同盟的主要有三黨三派，即青年黨、國社黨、第三黨和救國會、職教派、鄉建派。

然而，由於三黨三派並非以黨派名義集體加入民主政團同盟，其領袖和成員都是以個人名義自願履行人盟手續才成為盟員的，因此，原來的各黨各派仍是獨立的，同盟的決議和行動在法律上和實際上對各黨派並無約束力。另外，民主政團同盟成立時，推選黃炎培、張君勵、梁漱演、章伯鈞、左舜生為同盟常委，黃炎培為常委主任，左舜生為秘書長，章伯鈞為組織部長，羅隆基為宣傳部長。民盟一開始就是一個代表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愛國的民主黨派。儘管民盟中不少領導成員主張走中間道路，發展資本主義，與中共政見有分歧，但民盟堅持抗日，要求民主，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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