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嶽軍事會議，研究制定第二期抗戰方針。蔣介石在會上提出：“政治重於軍事，游擊戰重於正規戰，變敵後方為其前方”＇何應欽：《日本侵華八年抗戰史》，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265頁。＇，並下令各戰區劃分若干游擊區，增設冀察、魯蘇兩游擊戰區，派遣部隊進入敵後擔任遊擊。根據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精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確定的第二期作戰指導方針中提出：國軍應以一部增強被敵佔領區內力量，積極展開廣大游擊戰，以牽制消耗敵人。

為加強敵後游擊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訓部於1939年2月25日在湖南衡山舉辦了遊擊幹部訓練班，訓練班由軍委會委員長蔣介石親自兼任主任，軍委會副參謀總長兼軍訓部長白崇禧與政治部部長陳誠任副主任，湯恩伯任教育長。鑑於前期抗戰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在游擊戰中所表現的豐富經驗和卓越戰績，國民黨方面特別邀請中共中央派人到訓練班任教。中共中央派出了30餘人的代表團，其中葉劍英擔任了訓練班的副教育長，邊章伍、薛子正、李濤、吳溪如等人分別擔任軍事、政治教官。訓練班每期學制3個月，共辦了3期。軍事教育佔55％，以游擊戰術和爆破技術為主，政治教育佔45％，以民眾運動和遊擊政工為主。

第一期學員共1046人，大部分為全國各戰區各部隊派送的校級軍官，不少人曾畢業於黃埔和南京軍校。曾任紅軍學校校長、參與創辦黃埔軍校的葉劍英，在講授游擊戰略戰術和政治課時，駐地附近的國民黨軍將校軍官均慕名而來聽課，使聽課人數多達兩三千人，課堂容納不下，只得在廣場講大課。副參謀總長白崇禧非常欣賞毛澤東《論持久戰》一書的戰略遠見，特向訓練班教育長湯恩伯推薦，要其將此書摘要印發學員們學習研究。第一期學員經過訓練於5月25日結業。

第二期學員共460餘人，於9月20日結業。

第三期訓練班因日軍飛機狂轟濫炸，先後遷至湖南零陵、祁陽。第三期訓練班結束後，中共代表團的工作人員於1940年3月全部撤離，回到重慶。

遊擊幹部訓練班的開辦，反映了國民政府對游擊戰爭地位作用的重視，事實上也是對中國共產黨領導敵後游擊戰爭方面所作貢獻的肯定。中共代表團的參加，使八路軍、新四軍靈活的游擊戰略戰術及豐富的作戰經驗，得以為更多的中國軍隊學習和借鑑。

1939年10月，軍訓部又編成《游擊戰綱要》一書，分發各戰區及軍事學校，作為研討游擊戰的教材與實施游擊戰的依據。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武漢失守後開始重視游擊戰爭，與它過去單純的正面防禦的戰略指導相比較，本來是一個進步。但是，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國民黨當局的抗日態度漸趨消極，反共的傾向日益上升。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結束後不久，國民黨於1939年1月召開的五屆五中全會上。就提出了“溶共、限共、防共”的錯誤方針，並採取了一些具體措施。這次會議是國民黨在新形勢下反共傾向加強的一個重要標誌。此後，國民黨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打擊和限制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等抗日武裝力量發展的反動法令和秘密檔案，並在各地實行。1939年5～9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先後頒佈《游擊隊調整辦法》、《處理游擊隊業務劃分權責辦法》等檔案，企圖把敵後遊擊武裝儘量控制起來，以打擊和限制八路軍、新四軍的發展。在此方針指導下，國民黨當局大規模、有計劃地加強其敵後軍事力量的目的，不僅僅是與日軍抗爭，更主要的是為了與八路軍、新四軍爭奪。對此，國民黨軍敵後游擊戰的積極倡導者白崇禧亦承認：“加強遊擊兵力，增設冀察、蘇魯兩敵後戰區”，是為了“擾襲敵人，打擊共軍發展。”＇《白崇禧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頁。＇

隨著時間的推移，限制敵後共產黨力量的發展，越來越成為國民黨經營敵後的主尋思想，其派往敵後本應對日遊擊作戰的部隊，逐漸成為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進行軍事磨擦的主力。

二、國民黨軍敵後游擊戰的衰敗

國民黨軍在敵後進行遊擊戰的部隊，主要部署在山西、河北、山東、江蘇等省。

晉綏地區：

太原失守後，第2戰區的部隊奉令堅持山西。其時有衛立煌指揮的南路軍（轄第3、第9、第14、第15、第17、第38、第47、第73、第96、第98軍等）共16個師另4個旅，以中條山、王屋山為根據地；楊愛源指揮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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