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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不用了，問題不在下面。”

在我國，國防部長是個政府職務。軍隊領導人的職權是按軍委分工確定的，父親只負責武器裝備和國防科技工業。全域性性的工作由楊尚昆負責，軍事工作由楊得志負責。在這樣全軍性的會議上，他講點什麼呢？講國防工業，不如回你自己那攤去講，講捧場的話，又多餘，想想，還是沉默的為好。

但和我預料的一樣，與會者一致要求父親“講一講”，其他軍委領導人都講了，國防部長怎麼不講話？楊尚昆也說還是講一下好。盛情之下，他還是那個習慣，掏出一張在日曆上扯下的紙片。他這次講話收集在《張愛萍軍事文選》中，題目是“和平時期的國防建設”。

我記得他開講的第一句話就是：“民富國富，並不等於國強！”

“不錯，國防建設有賴於國家經濟的發展，但在集中力量進行國民經濟建設的同時，應以適度的財力、人力加強國防建設。”

他停了一下又說：“我們絕不能說，待有了錢，即可向外國買武器，這是絕對靠不住的。它即使賣給你，也要受政治上特別是經濟上的限制。”

“國防建設要有一個過程，特別是高技術的發展，更是如此。沒有一定的財力，沒有較多的時間，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要求國富民富的同時，千萬不要忘記逐步加強國防力量的建設。”

然後他就國防建設的主要任務為題，分別闡述了關於武裝力量的建設；國防科技和國防工業；國家戰爭動員體制；全民國防教育；以及軍事學術思想的研究與發展。

同時專門就研究未來戰爭對戰爭準備的意義以及研究方法做了闡述。

他終於開口了。他的講話引起了熱烈的反響。我想起早在1982年，他在12次黨代表大會上陳述的意見。用他自己的話說：

“當時聽到一些言論，引起了我的警覺，這是一種很危險的傾向。搞不好，會犯歷史的錯誤。”

7　老革命面前的新問題

中國這條大船在改革的大潮中搏擊，舵手鄧小平駕馭著它，迎著滔天的巨浪向前猛衝。他義無反顧。

自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改革的核心思想是“兩放”，即“放權讓利、放開搞活”，也就是向企業和地方政府，甚至個人，下放財權和管理權。“兩放”政策為中國經濟增添了活力，百分之八到十的高速增長讓全世界刮目相看。但反映到國家財政收入上，卻出現了“兩個比重”急劇下降的局面。一方面，政府財政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78年的31．24％下降到1993年的15．33％，跌幅超過一半；另一方面，中央財政收入佔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從1978年的60％以上下降到1992年的38．6％。中央財政收入的萎縮對中國政治產生了嚴重的影響，其一便是中央財政無力負擔維持人民解放軍正常運轉的經費。鄧小平在討論軍費時說，你們不是推薦我當軍委主席嗎？我的第一道命令，就是砍軍費削減軍費！國民經濟不上去，軍隊建設也不行。軍隊的同志要忍耐，要服從大局，你們有意見沒有？沒有意見，散會！（注：摘編自洪學智《深切緬懷小平同志對軍隊後勤建設的偉大功績》）這是實情。從我後來瞭解到的數字看，軍費支出由1980年的15％跌至1992年的7％以下。這個比重在當今世界各國中是最低的。發達國家國防支出一般在25％以上，發展中國家也在15％至25％之間。人口超過5000萬的大國中，沒有一個低於10％的，多數超過15％。

經費緊張成了當時國家機關和各級政府面臨的突出問題。隨著改革開放第一批暴富起來的人們在沿海特區燈紅酒綠的生活，對錢的渴望，就像瘟疫一樣的傳播開了。但誰能料到呢，一夜之間，黨政軍大辦公司之風竟然一下子席捲了全國。隨著軍隊要走“自我發展、自我補充、自我完善”的思路的提出，經商之風愈演愈烈。

客觀地說，導致軍隊經商的直接原因，是國家財政撥付的軍費嚴重不足。當時究竟是怎麼搞起來的，現在很難說得清了。張震的回憶錄中說：“80年代中期以後，國家集中財力發展經濟。軍隊服從國家經濟建設的大局，貫徹要‘忍耐’的方針，軍費有所減少，各項經費的缺口較大，不足部分需要軍隊自籌解決。這種形勢下，以盈利掙錢、彌補經費不足為目的的經營性生產逐步發展起來。1988年前後，當時的一位中央領導提出，要給軍隊一個政策，叫做‘自我發展，自我完善’。從此，部隊便辦工廠、建礦山、搞公司，搞生產經營的積極性更為高漲，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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