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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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情況恰恰相反,他的弟弟非常願意看到高良泰仍被監禁著,這樣他就可以分享這位不幸者的所有財產了。於是他寫了封信給土匪,要求他們把他的哥哥當作一名囚犯,並許諾每月付給他們一定的看管費用。這樣,高良泰被土匪裝入了一隻僅能容下身體的竹籠內。
整整14年中,這個不幸的商人一直待在這個竹籠之中。在此期間,他的身體都快變形了,醜陋得令人毛骨悚然。在推翻滿清王朝的革命中,他得以獲得自由,然而他卻再也無法站立行走了,只能像狗一樣,用四肢在地上爬行。
後來,作者見到了這個“狗人”,果然不能行走,需要人架著。他已經當了海盜頭領,追蹤他的遷居澳門的弟弟,尋機報復。
而作者所見到的最離奇的買命故事,是一個英國人講述的。
1932年9月,兩個英國人,醫生的女兒廷可·波利和一家英國洋行的僱員,在遼河邊上的牛莊被中國土匪綁票。土匪為這兩張洋票開出了天價。
下邊是土匪寫給人質父親的信:
“第一封信想必已經收到,但數天來何故遲遲不復?波利女士的贖金為七十萬大洋,科克倫先生為六十萬大洋,外加一百枝步槍、三萬發子彈、兩百盎司上等煙土、五十碼黑緞、一百隻金戒指、三十隻金手錶、兩挺重機槍、五萬發子彈、四枝毛瑟槍、一百二十把左輪手槍、一百二十枝來福槍並配子彈。倘若一個星期內不予答覆,就割下波利女士和科克倫先生的耳朵奉上。倘兩個星期內不見答覆,就斃了他倆。萬勿以為我等心慈手軟,僅危言聳聽而已。不照此辦理,定然說到做到。”
信裡還提到,如果日本人一週內撤出滿洲,他們就無條件地交還洋票。
價格如此巨大,就連印加國王的命價都不及此數,但土匪硬是開出來了。對此,綁匪北霸天和波利有一段對話:
波利說:“我倆都是小人物,你怎麼老是看好我們值一大筆錢。肯掏錢救我倆的只有我父親,可是他的錢根本就不多。”
“你們政府會掏錢的。”他肯定地說。
“不,不會的。他們為什麼要掏錢?假如你們中誰被綁架了,你們的中央政府會為了他出大把大把的錢嗎?當然不會,你心裡一定很清楚,對政府來說,你我都算不了什麼。”
“那麼讓日本人掏錢,他們有責任,就該負擔這筆錢。”
我轉過臉去,不耐煩地聳聳肩。關於贖金的爭論,每次談到這裡就卡住了。隨你怎麼解釋,北霸天總認為日本人應該、能夠而且願意為我倆出錢。
離奇的是,後來日本人確實掏錢了,他們出面談判,達成了協議。1932年10月20日,日本人用馬車拉著兩個紅色的大箱子,裝了嶄新的票子,從中國土匪手裡贖回了英國人質。這就意味著,中國土匪看得比較準,比英國人質更清楚地認清了形勢,算清了利害。
據說,由於人質危機,英國海軍開進了中國內河,威脅日本說:如果他們不解決此事,英國就要自己解決。這樣一來,英國人質的生死就成為英國介入滿洲、干預日本統治的藉口。日本人不能讓這個藉口成立,英國的介入對他們鞏固自己的統治太不利了,於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只好向土匪付了成箱子的錢。在這裡,英國人質的命價,取決於日本人肯花多少錢避免英國軍隊介入所造成的麻煩。
官府在贖票問題上的計算和謀略還可能更加複雜。人質親屬贖票的計算比較簡單,只要考慮支付能力和自身利益就行了。官府則不然。首先,官府憑什麼掏錢?人質是官員的兒子嗎?其次,如果面對某種壓力,譬如面對外國政府的壓力,政府不得不贖票,那也要考慮讓土匪得逞的負作用。贖票和退讓可以解決眼前的危機,但是由此形成的激勵卻給將來造成了更大的隱患。這是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換算。總之,官府與親屬一般是有矛盾的。親屬贖票不必考慮外部效應,政府則不然。政府是秩序第一,親屬是親人安全第一。
1923年10月至12月,德國的助理教士F。Strauss先生在湘西南的洪江一帶被土匪綁架,土匪開價12萬元。傳教士在《被湘匪綁架的八十天》中寫道:
“迄今為止,與土匪的所有談判都失敗了。土匪們堅持他們的要求——錢或生命。考慮到我的生命有危險,洪江的將軍們不敢對土匪採取任何軍事行動。但為我支付一大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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