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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張一：《心太平室集》，1947年版，卷8，頁36。

北洋集團和滿族親貴

北洋集團和滿族親貴之間矛盾的尖銳化及袁世凱被罷官

以漢族軍閥官僚為核心的袁世凱集團，打著推行新政的旗號，以北洋控制朝廷，挾朝廷號令全國，對掌握中央政權二百多年的滿族親貴集團的政治壟斷地位，造成了嚴重的威脅，從而使封建統治階級中由來已久的滿漢矛盾進一步激化。於是，一幫野心勃勃的少壯貴胄，如載灃、鐵良、良弼、善耆等，千方百計地企圖奪回對新政的領導權，以鞏固他們的世襲地位。這種狗咬狗的鬥爭，從1906年9月由暗中勾心鬥角，發展到公開傾軋。

1906年9月，袁世凱進京參加討論改革官制，他指揮編纂官制局提調孫寶琦、楊士琦等，提出取消軍機處，設責任內閣。鐵良等則堅決反對，而另提出設陸軍部統轄全國軍隊，軍權“集於中央”，以及限制官吏兼差等主張，企圖藉以削弱袁的權力。一邊以預備立憲為名，行擴張權力之實；一邊則假中央集權之名，行奪權之實。雙方“舌劍唇槍，互不相下”，氣氛十分緊張，以致當時有人“恐釀大政變”，①其嚴重程度可想而知。11月6日，西太后拍板定案，公佈政府各部新官制，②否決了責任內閣主張，仍設軍機處，形式上宣佈各部尚書“滿漢平等”，實際上如當時一個漢族官僚所說，親貴“聯翩而長部務，漢人之勢大絀”。③鐵良擔任陸軍部尚書，掌握中央軍權。

權慾薰心的袁世凱，本來是冒進不已，現在要他交出權力，自然是一萬個不行。但皇權煊赫，不能公開違抗，只得暗中抵制。他迴天津不久，即於11月18日連上兩個奏摺：一、自請開去兼差；二、表面主動交出北洋軍，實際要求保留部分軍權。

在要求開去兼差的奏摺裡，他悻悻地說：“臣自先世受國厚恩”，自己又得“朝廷特達之知，非常之遇”，“常以有生之日無非圖報之年”，“即使赴湯蹈火，肝腦塗地，亦不足以為萬一之酬”，“譭譽亦均非所敢計”。可是，“若重寄常加於臣身，則疑謗將騰於眾口，使臣因此獲貪權之名，臣心何以自明”，“幸聖明在上”，“無庸過慮及此”，所最擔心的是，“使旁觀因此啟猜疑之漸，政界亦云非幸，昔曾國藩嘗奏稱：'臣一人權位太重，恐開斯世爭權競勢之風等語。'臣區區之愚，竊亦慮此”。“為大局計”，“臣兼差八項擬請旨一併開去”。“籲懇天恩，俯允臣請，不勝感激恐懼屏息待命之至”。④

奏摺雖然露出怨氣，但表面看去還是“磊落光明”，出之以“公”，然若聯絡改官制後的形勢，不難看出這是他舍虛就實、沽名釣譽的一種手段。因為經過改官制，他的各項兼差已有名無實。如督辦政務處改為會議政務處，規定各部尚書為會議政務處大臣，與各國的國務大臣相似。袁為地方官，不可能參加會議，參與政務大臣一差等於自然取消。練兵處既已併入陸軍部，會辦練兵大臣及辦理京旗練兵大臣各差也就名存實亡。新設郵傳部既已管理全國郵電路政，他的督辦電政、山海關內外鐵路、津鎮鐵路各差亦等於撤銷。此外，會議商約大臣一差，由於與英、美、日各國商約已經議定，早就無事可作了。

袁世凱最害怕的是奪他的軍權。清廷命令陸軍部接管全國陸軍，首當其衝的自然是近畿北洋六鎮。當時，一鎮已調京北仰山窪，在鐵良掌握之中。三鎮也決定全都開往奉天駐紮。五鎮在山東。六鎮駐北京南苑、海淀，守衛宮門，在親貴們身邊。袁看出以上各鎮非交不可。只有二、四兩鎮，一在永平，一在小站，都在直隸地面，可以藉故留在自己手中。因此，在第二個奏摺中，他以“直境幅員遼闊，控制彈壓須賴重兵”為藉口，要求將二、四兩鎮仍舊由他“統轄督練”，只把一、三、五、六各鎮交“陸軍部直接管轄”。⑤他這種以退為進的詭計，一眼就被親貴們看破，即使一向袒護他的西太后也看透了他的用心。然而，為了平息他的不滿，清廷還是暫時答應了他的要求。20日，在他的奏摺上批：“現在各軍均應歸陸軍部統轄。所有第二第四兩鎮著暫由該督調遣訓練。”袁世凱本來要求“統轄督練”二、四兩鎮之權，而清廷對他重申了充轄全國的軍隊的規定，僅批准給他暫時“調遣訓練”之權。與此同時，他奏辭兼差也沒有得到清廷一句慰留的話，而是冷冰冰的“著照所請”。這一切使他非常氣憤，以致上諭下達的那天，他取消了原來準備出席的海河大橋落成典禮，停止了一切的約會，而託辭害病，整天留在家裡。唯一的例外是，在他的臥室外面的小客廳裡會見了莫理遜。據莫理遜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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