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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集團上層的動盪,進一步削弱了袁世凱統治的社會基礎。表面看去,由於鬧帝制,袁氏的威望似乎大大提高,實際上已陡然跌落。辛亥革命時期及其後的一段時間裡,北洋集團和立憲派大都把他看作救世主,而今卻把他視為將給他們帶來巨大不幸的混世魔王,就連一些追隨他的人也心懷疑懼,暗中擔憂,認為他不僅“已自踞於火爐之上”,更將他們也“一一牽入猛火地獄中”。'13'袁世凱的周圍只剩下一小撮舐癰吮痔之徒,他已經變成真正的孤家寡人,彷彿坐在隨時都可能爆發的火山頂上。
在這個危機的關頭,袁世凱不僅沒有改弦更張,反而決心蠻幹到底,主觀地認為社會動盪“無關大局”。1915年10月2日,他還得意地對朱爾典說:“內亂不可決其無,至於放炸彈謀暗殺等事於共和時代既無時無之,則君主立憲想亦勢所不免,然無關大局。各省將軍巡按使已早來電,不論局面如何,皆可擔保治安之責任,故於對內對外可以放心。”'14'
袁世凱之所以感到有恃無恐,正如他對朱爾典所說,主要是由於各省將軍和師旅長對他表示效忠。而且對北洋軍尚未到達的雲貴各省,在推行帝制前他已作了周密的佈置:如派何國華為雲南宣慰特使;派王祖同為廣西巡按使,後來又讓他會辦廣西軍務;派龍建章為貴州巡按使。這三個北洋官僚都是高階特務,負有監視所在省將軍的秘密使命。四川的戰略地位對於控制西南各省極為重要。1915年2月,他不顧四川人民的反對,派參謀次長陳宦為會辦四川軍務,率領北洋軍伍祥禎、馮玉祥、李炳之三個旅入川。陳宦(1870…1939),字二庵,湖北安陸人,清末曾在四川等地練新軍,並非北洋嫡系。但他在擔任參謀次長期間,對於消滅同盟會的武力和瓦解黎元洪的勢力出了死力,取得袁的寵信。他抵成都後,袁立即又升授他為成武將軍,督理四川軍務兼四川巡按使,把一省軍政大權都交給他。'15'同時,又派曹錕率領北洋軍精銳第三師駐紮湖南嶽陽,王佔元的第二師集中武昌,以兩個師的兵力作為入川北洋軍的後援。另外,袁以“換防”為名,調盧永祥的第十師和楊善德的第四師進駐上海附近,又派鄭汝成為上海鎮守使,加上早已駐紮南昌的第六師,這樣在長江以南形成一支震懾力量。這就是袁自信國內不會發生大規模武力反抗的主要依據。
然而,一向對政治十分敏感的梁啟超不僅僅看到了武力的對比,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人心的向背。同時,他又受到北洋集團上層動盪的鼓舞,遂決心用武力推翻袁的統治。他和他的學生蔡鍔秘密策劃在雲南省發動反袁。
蔡鍔(1882…1916),字松坡,湖南邵陽人。清末考入長沙時務學堂。當時梁啟超在該堂擔任總教習。他是梁的得意門生。後來,應梁函約赴日本留學。1903年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回國後在廣西創練新軍。嗣後,經雲貴總督李經羲調至雲南擔任新軍第三十七協協統。辛亥領導雲南起義,被推舉為都督。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以後,便調他到北京擔任統率辦事處辦事員兼經界局督辦,而提拔他的部下唐繼堯為雲南都督。當醞釀帝制“討論國體”時,蔡鍔表面上曾上書勸進,暗中卻與梁啟超策劃反袁。他的秘密活動很快被袁察覺,從此受到警探的嚴密監視,其住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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