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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於12月26日率領新建陸軍到達濟南，開始進行用軍事控制山東政治局勢的嘗試。他確實沒有辜負中外主子對他的期望，接任後立即抓住肥城縣義和團殺死英國傳教士卜魯克（S。M。Brooks）的事件，作為媚外資本。他派兵前往肥城搜捕團民，押至濟南，請英國駐上海副領事“觀審”，判處兩人死刑，一人終身監禁，三人充軍，四個村保受鞭笞之刑，知縣也撤職。還命令當地村民交納賠償費銀九千兩，又給卜魯克建立“紀念碑”，完全滿足了帝國主義的蠻橫要求。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就這樣作了袁世凱取信帝國主義的贄禮。從此，袁世凱派兵保護各州縣教堂；傳教士外出活動，由清兵護送來往。

袁世凱奉帝國主義分子若神明，卻把中國人民視為草芥。他胡說“義和拳實系匪類，以仇教為名，而陰逞不軌”。他認為義和拳之所以能在山東發展，主要是由於毓賢“一味縱容”。⑦因此，他一到濟南就派遣防營前往各州縣鎮壓。這時，有一些山東籍京官連續奏劾袁，說他“一意主剿，致滋事端”。清政府也擔心他操切從事，“激成大禍”，連下三道上諭，告誡他“不可意氣用事，徒恃兵力”。袁接到上諭，認為這是“居心傾排”者所為，於1900年1月13日向清政府上了一個奏摺，為自己的“剿辦”政策進行辯護。他誣衊義和團是“匪類”、“邪教”，說什麼義和團不能“舉強盛之洋人而滅之”，“就使能糾合百十萬人鞭撻五洲，而該匪等勢成燎原，不可向邇，國家又將何以制其後？！”因此，他表示“不敢畏避嫌怨，扶徇欺矇”，對義和團必須痛加“剿辦”，並提出“治本治標”兩層辦法，雙管齊下。⑧

所謂“治本”，就是進行“調和民教”的欺騙宣傳。他編印了大量白話詩歌告示，四處張貼，廣播民間，恣意詆譭義和團。如在《勸諭百姓各安本分勿立邪會歌》中說：“本院撫此土，敬願廣皇仁，嫉惡如所仇，好善如所親，但論曲與直，不分教與民，民教皆亦子，無不勤拊循。爾皆同鄉裡，還須免忿爭，忿爭何所利，仇怨苦相尋，傳教載條約，保護有明文，彼此無偏倚，諭旨當敬遵……出示已多次，昏迷應早醒，如再墮昏迷，法網爾自攖，首領懼不保，家產將盡傾，父母老淚枯，兄弟哭失聲，作孽自己受，全家共艱辛，捫心清夜思，夢魂驚不驚。從此早回頭，還可出火坑，倘能獲匪首，指解公庭，並可領賞犒，趁此立功勳。”⑨袁世凱企圖透過這種欺騙宣傳，孤立義和團，瓦解人民群眾的反帝意志，這當然是不能得逞的。因為，袁的謊言無論怎樣編造，也無法掩蓋帝國主義壓迫中國人民的血淋淋的事實。實際上，袁氏所用以對抗義和團的主要辦法是“治標”，即“以兵力剿辦”，而所謂“治本”的宣傳，不過是掩蓋其屠殺政策的遮羞布而已。

1900年初，袁世凱派山東督糧道尚其亨和濟東泰武臨道吉燦升，督同任永清、馬金敘、吳長純等五營清軍，到魯西北各州縣，進行野蠻掃蕩，逮捕和屠殺團民，拆毀拳廠，命令各村莊長具結，永不習拳。魯西北各州縣本是山東義和團運動的中心地區，在著名的義和團首領朱紅燈被捕就義後，⑩又形成了幾支各有數百人的武裝隊伍，他們英勇地反擊清軍。但是，由於力量分散，寡不敵眾，經過幾場悲壯的戰鬥，受到嚴重的摧殘。義和團首領王玉振、王立言、朱士和、邢殿五等在同清軍作戰中或壯烈犧牲，或被捕後慘遭殺害。宋懷、戴大木等人雖然還率領少數團民堅持鬥爭，但已沒有力量列陣迎敵，只能在直魯邊界地帶“避實擊虛”，“往來遊擊”。大部分團民則都由公開鬥爭轉入秘密活動。山東各州縣義和團運動一時進入低潮。＇1＇

袁世凱對義和團的野蠻殺戮，引起山東人民對他的無比憎惡和憤恨，“委巷間時有大罵袁之語者”，＇2＇各地廣泛地流傳著“殺了袁黿蛋，我們好吃飯”的民謠。袁在巡撫衙門的牆外，圍上層層鐵絲網，深怕人民殺他洩恨，表現了劊子手內心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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