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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疫情時，雲南瑞麗就發現了大量靜脈吸毒者感染了ＨＩＶ，幾年來已陸續發現艾滋病發病和死亡。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９年間，已經在當地報告登記的７９４例ＨＩＶ感染者中，確認半數以上已經死亡。現存的ＨＩＶ感染者，大多已經開始發病，其基本生活狀況是貧病交加。調查人員在瑞麗農村走訪了１３戶艾滋病家庭後發現，１３戶家庭中，有３戶無力耕種已將田地出租，１戶將田地私下變賣，有５戶家庭中的９名兒童失學，這些家庭中的ＡＩＤＳ病人基本上未得到任何治療。 艾滋病與貧窮落後緊密相連已是不爭的事實。 ２００１年春末夏初，雲南省相繼在瑞麗市城鄉召開醫務工作者艾滋病問題座談會，會上披露的實情則更令人震撼不已。 與會的醫務工作者坦言，大家對艾滋病的普遍反應是恐懼，雖然他們之中有半數以上的人已經接觸過艾滋病患者，但他們卻很少接受相關的培訓，很難得到與艾滋病有關的醫學知識。基層醫務人員感到診斷艾滋病有困難，即使診斷出了艾滋病，也因缺少藥物而束手無策。這樣勢必會影響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順利進行。 四川省的一些少數民族邊遠地區也是艾滋病疫情的重災區之一。例如涼山州，這裡與雲南接壤，一度處於緬甸——雲南——四川再到中國內陸各地的販毒交通道上。美國的《紐約時報》曾以《毒品和艾滋病的出現籠罩著中國一個貧困的少數民族地區》為題驚呼：“艾滋病的幽靈也在這裡遊蕩！” 四川省涼山州昭覺縣，是國家級貧困縣，前些年一些人在外打工時賣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面對記者的調查，一對都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夫妻哭了，丈夫自去年發病以來已經消瘦了２０多斤，沒力氣幹活；妻子雖然未像丈夫一樣發病，卻也已被沉重的生活壓彎了腰。她哭訴道：“最難的是生活，總想日子怎麼過。我倆外出打工時，女兒交給親戚照顧，女兒營養差，發育不好。現在我們連包產地都種不動，飯都發愁吃不上，女兒的身體也就更管不了了……” 曉雲是四川省涼山州地區的一位農家婦女，同她丈夫一樣，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今年以來，她丈夫犯病臥床不起。她說：“丈夫患病以後基本沒有任何治療。家裡沒錢買藥，也不知道買什麼藥。就是一天天躺在床上等死……” 像曉雲夫婦這樣的情況，在他們村子裡還有幾戶，大多是前幾年外出打工感染的。這個村子雖不像河南文樓那樣震驚中外，但其ＨＩＶ感染點與面卻一樣嚴重，究竟嚴重到什麼程度，沒有人對此進行普查。 艾滋病病毒感染具有一定的隱蔽性，而國家艾滋病病毒哨點監測目前大都集中在大中城市，不少農村地區尚處於監測的空白狀態。沒有監測，沒有檢驗，即使是哪家得了病死了人，人們大抵都不清楚因何而病因何而死，特別是艾滋病病毒在人體內有較長的潛伏期，不檢驗，未監測，又如何知道艾滋病在我國幅員廣闊的農村有多大的流行面？ 人口無序流動也是感染ＨＩＶ的一個重要因素，儘管目前關於ＨＩＶ和流動人口的因果關係的科學資料並不多，但是我們必須對未來的嚴峻形勢作出推測，因為勞動力在國內大量流動對中國的ＨＩＶ流行蔓延有很大的影響。 中國是人口大國，在廣大農村，勞動力大規模流動是史無前例的，據估計包括暫時和長期流動的人口總數高達１．２億！也就是說，中國約有１５％的勞動力可能離開了他們的原居住地，６０％以上的流動人口是男性，約２０％年齡在１５—１９歲，４５％在２０—２４歲。流動人口存在著許多易於感染ＨＩＶ的因素。例如，流動人口很年輕，迫於家庭和社會的壓力而超時工作，流動人口多數未婚或離開配偶，使他們很可能與偶遇的夥伴（或暗娼）發生性關係，感染ＨＩＶ的機率也就隨之增大。 而這些流動人口大都從農村中來，回農村裡去，如果有人感染了ＨＩＶ，再把它帶回去週而復始地傳播，既沒有更多的監控，又沒有有效的控治，加之貧窮與愚昧的助燃，其後果是嚴峻的，也是可怕的。   。。
城門之火
艾滋病對人類的打擊是沉重的。 ＨＩＶ對人類生活的影響遠遠超出疾病的範疇。 例如河南上蔡。例如上蔡文樓。 河南衛生廳副廳長劉學州曾發出過這樣的感慨：“經媒體曝光後，文樓，已在中國和世界成為艾滋病疫區的標本，也因此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 困難是什麼？難道僅僅是ＡＩＤＳ患者和ＨＩＶ？《南方日報》記者江華曾對這個問題作過深入的調查，並獲得了一些最新的不被人們所知的事實： 文樓村的村民，已經成為不受歡迎的人。截至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０日，隨著文樓村的知名度越來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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