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捆麥子從對面走來，與營長擦身而過，營長仍騎在馬上，，昂著頭往前走。朱德正好路過，看到這一幕，粗理的眉毛擰到一起，搖搖頭，然後快步上前攔住馬頭。他略帶怒氣地問那個營長：“你擔任什麼職務？”營長不認識面前這個攔路人，上下打量他，灰軍裝已洗得發了白，戴的單帽子也是用棉帽改制的，以為是個老戰士，就不在意地說：“我是營長。”朱德又問：“你現在任務緊不緊？”營長望著這個表情沉重、十分嚴肅的老同志，彷彿感覺到什麼，連忙跳下馬來說：

“不十分緊。”朱德聽後，用手指著老大娘說：“那麼，你讓隊伍前頭走，你拉你騎的馬到村裡頭套個車，替老大娘把麥捆拉回家去！”營長明白自己錯了，紅著臉幫老大娘把麥子都拉回了家。事後他才知道那位攔馬批評自己的老同志是朱總司令。

過了兩天，朱德派人把這位營長叫去，營長心裡一陣緊張，進屋後鼻尖都泌出了汗珠。朱德請他坐下，嚴肅而又親切地說：“革命軍人的優良品質，首先就是群眾觀點。看見老大娘吃力地揹著麥捆，你騎在馬上，不想辦法幫助她，這是不對的，要好好記著，只要有一點空兒，有一份力量，就要儘量幫助群眾。你是幹部，要特別注意自己的作風，事事處處要為戰士們樹立一個好的榜樣，決不能損害八路軍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營長聽後連連點頭，慚愧地保證：“總司令，我今後一定注意！”

故事五：朱德所到之處，總是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一次，他到成都，在招待所下車後，服務員請他休息，他卻說：“不忙，我先到園藝組去報個到！”來到園藝組，他同工人一一握手問好，就象久別重逢的老朋友。他在這裡常常繫著圍腰跟工人一起勞動，讓人分不出誰是工人，誰是委員長。

在老家馬鞍公社，他見到小孩就拉到自己懷裡，見到老人就讓坐在自己身邊。在他家的院子裡，他的腿上、背上爬的全是小孩，常常是他人一到，院子裡就人聲鼎沸，笑語喧譁，誰主誰客，難分難辨，好個熱鬧景象。

這一類故事在朱德有一生中多得不勝列舉。1937年，美國進步記者海倫·福斯特繼其丈夫埃德加·斯諾之後，訪問了當時中國革命的中心——延安，並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進行了廣泛的接觸，關於朱德，她曾在《紅色中國內幕》中寫道：

五月份一到延安，朱德就來看過我。在一幅流傳很廣的圖畫上，朱德是一位揮舞大刀、身先士卒的勇猛鬥士。但就我所見，他本人與這幅圖畫上的形象完全相反。

朱德是一個慈祥、和藹、說話沉著、言行恭謙的人。他不會為自己樹碑立傳的，因為他將自己的人格完全融入了自己的工作之中。

一瞥之中，朱德身材適中，健壯結實。在我的印象中，朱德是全中國少有的心地善良的人物，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是一位少見的軍人——戰爭在他看來並非一種建功立業而是一種結束苦難的手段。毫無疑問，他是一位寬容大量、感情豐富的人。作為一位頭髮灰白、年過半百的老戰士，他在真刀真槍的戰火中度過了半世生涯。無盡頭的中國內戰中的悲慘故事都刻寫在他那滿臉的深深皺紋之中了。平時他的嘴唇老是顯出一種憂鬱而嚴肅的神情。朱德沒有什麼軍人氣概。朱德的動作溫和、緩慢、從容不迫，全無一點粗暴之處。看上去，他就象一位入定的菩薩一樣平和恬靜。

與其說朱德是一位至高無上的司令官，還不如說他是一位民眾的領袖。他的性格與習慣都是十分民主的。我曾向他的夫人康克清問過他的特點。康女士略一思考，便這樣對我說：

“我覺得，他的基本特點是天生的溫和可親。其次，他對一切事情都很負責，無論這事偉大還是渺小。第三，他喜歡和普通戰士一起生活，他常常和他們促膝談心。戰士們衷心愛戴他，因為他過著普通戰士的簡樸生活，必要時也和戰士做一樣的工作。他的綽號是‘伙伕頭’，他看上去就象一個普通士兵。有時清閒下來，他就去幫助農民種地。他還常常從河谷挑糧上山。他非常強壯健康。他喜歡玩籃球，喜歡看體育比賽。他什麼東西都能吃，從不需要特殊食品，只要辣椒管夠就行——因為他是四川人。他每晚都是十一、二點才上床，可清早五、六點鐘就起來了。”

朱德就是這樣一個人，長征時期，他是“紅軍的父親”，和平時期，他是人民群眾的“父母官”，在他的身上，晃動著一個勞累過度而又經驗豐富的老農民的影子，置身於千千萬萬農民群眾之間，他真正能夠和他們打成一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象農民一樣喜歡看喜劇，每當喜劇上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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