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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趙爾豐致趙爾萃述四川情形電》，同紒紞矠，頁388。

乘辛亥革命爆發之機東山再起

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在湖北新軍和會黨中積蓄了雄厚的革命力量。1911年9月，在四川全境烽火連天的時候，文學社和共進會兩個革命團體組成聯合司令部，預定於10月16日起義。但到9日，起義領導機關突然遭到破壞，軍事參謀劉復基、交通楊宏勝、憲兵營革命黨代表彭楚藩均被捕，慘遭殺害。革命軍總司令蔣翊武、參謀長孫武等被迫逃走。湖廣總督瑞下令關閉城門，禁納新軍各營往來，實行大搜捕。一時人心惶惶，流言四起，恐怖氣氛籠罩了全城。新軍裡的革命黨人受愛國激情的驅使，“決冒險以圖功，成敗在所不計”。①10日晚，新軍工程第八營的革命黨人首先鳴槍舉義，衝出營房，佔領了楚望臺軍械庫，各營士兵聞聲響應，起義隊伍迅速擴大到三千多人，一舉攻佔了總督衙門，瑞倉皇逃上兵艦。當晚革命軍佔領武昌。次日，漢陽和漢口的新軍也相繼起義，佔領城市。12日清晨，武漢三鎮全告光復。

起義的成功，把建立政權的問題提到了日程上來。在這個革命的根本問題上，革命黨人從開始就表現得態度軟弱。他們不重視人民群眾的力量，卻企望得到新軍協統黎元洪和湖北立憲派首領湯化龍的幫助。湯化龍（l874…1918），當時，擔任湖北省諮議局局長，對清廷假立憲心懷不滿，立即和他的擁護者胡瑞霖等一起歸附於革命陣營，進行政治投機。經立憲派提議，黎元洪被推舉為湖北軍政府都督，湯化龍自己擔任了民政部長。黎元洪（1864…1928），是新軍第21混成協協統，在革命黨人的威逼下，他被迫參加革命，開始他擔心革命不能持久，頑固地拒絕上任，直到看見革命有成功的可能時，才然就職。在黎元洪就職前，孫武等革命黨人為了領導軍政府的實際工作，成立謀略處，議決一切重大的軍政問題。根據同盟會的綱領，他們立即宣佈中國為“中華民國”，主權屬於人民；釋出檄文，號召各省起義，推翻清王朝統治；又取消苛捐雜稅，豁免本年和歷年積欠的田賦，等等。這些措施有力地激發了群眾的革命熱情。工農群眾和學生踴躍參加革命軍，支援軍政府。革命勢力迅速擴充套件到湖北全省大部分地區。

武昌起義震動了全國，革命形勢迅雷閃電般地展開。各省革命黨人紛紛發動起義響應，廣大群眾到處掀起自發的反抗鬥爭。各省諮議局的立憲派多見風使舵，轉向革命，擔任了各省軍政府都督或民政部長。地方官吏也大都不敢與革命軍公開抗衡。在大革命風暴的盪滌和衝擊下，清王朝這條腐爛的破船迅速下沉。

革命黨人佔領武漢的訊息傳到北京，舉朝驚恐萬狀。由於南方新軍大都倒向革命，清廷把絞殺革命的希望全部寄託在北洋軍身上。12日，清廷命令陸軍大臣昌統率第一軍火速南下。第一軍由第四鎮（統制吳鳳嶺，代理統制王遇甲兼第八協協統，第七協協統陳光遠），第三混成協（協統王佔元）、第十一混成協（協統李純）組成。又命令薩鎮冰（1859…1960）率領海軍艦隊溯長江而上，由水路進攻。同時，又指派軍諮使馮國璋將第五鎮和第五、第三十九混成協編為第二軍，“迅速籌備，聽候調遣”。昌是袁世凱的老朋友，曾任北洋武備學堂總辦，與北洋派有密切聯絡，但他沒有帶兵打過仗，又是滿人，北洋將領們對他不信任，不願聽他指揮，心中只想著袁世凱。所以，儘管清廷不斷叫喊“火速”、“火速”，而北洋軍的動作卻非常緩慢。奕匡力及內閣協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等深感局勢嚴重，一致主張起用袁世凱，藉以促使北洋軍為清廷賣命。

起用袁世凱不僅是一部分親貴的主張，也是帝國主義各國駐京公使的“建議”。當武昌起義爆發時，帝國主義者的惶恐不安，不下於清政府。英公使朱爾典向其外交大臣接連不斷地發出電報，報告各處起義的情況，電文的語氣顯得十分張皇。帝國主義者看出充當他們統治中國馴服工具的清政府，已失去了鎮壓革命的能力。俄國公使哀嘆清政府“極端無能，軟弱和不得人心”。②英國駐華武官在他的報信中說：“從戰略觀點來看，清政府現在似已沒有希望。”③由於國際形勢處於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前夜，列強之間矛盾尖銳，不能協調一致重演八國聯軍醜劇，便相繼宣佈“中立”。為了保護在華的侵略權益，它們迫切需要物色一個能有效地絞殺革命的人物，以取代清政府。十年前替它們維持半殖民地秩序的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都相繼死去，袁世凱就成為這一角色的唯一人選。武昌起義的第二天，四國銀行團的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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