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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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奇卉爭豔的花叢中，我選擇了這棵還未長成的小生物，小心翼翼地把它捧回來，用一點水、一點肥料和一點摩門教徒的神秘祝福，種它在我窗前的草地裡。五月的溼風吹上這南國的海島，也吹開了這朵玫瑰的花瓣與生機，它畏縮地張開了它的身體，彷彿對陌生的人間做著不安的試探。

大概我認識她，也就在這個時候。

平心說來，她實在是個可愛的小女人，她的拉丁文的名字與玫瑰同一拼法，這並不是什麼巧合，按照莊周夢蝶的玄理，誰敢說她不是玫瑰的化身？她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一種罕有的輕盈與新鮮，從她晶瑩閃爍的眼光中和那狡猾惡意的笑容裡，我看不到她的魂靈深處，也不想看到她的魂靈深處，她身體上的有形的部分已經使我心滿意足，使我不再醞釀更進一步的夢幻。

但是夢幻壓迫我，它逼我飄到六合以外的幻境，在那裡，走來了她的幽靈，於是我們生活在一起，我們同看日出、看月華、看眨眼的繁星、看蒼茫的雲海；我們同聽鳥語、聽蟲鳴、聽晚風的呼嘯、聽阿瑞爾（Ariel）的歌聲，我們在生死線外如醉如酲；在萬花叢里長眠不醒，大千世界裡再也沒有別人，只有她和我；在她我眼中再也沒有別人，只有玫瑰花。

當里程碑像荒冢一般的林立，死亡的驛站終於出現在我們的面前，遠遠的塵土揚起，跑來了“啟示錄”中的灰色馬，帶我們馳向那廣漠的無何有之鄉，宇宙從此消失了我們的足跡，消失了她的美麗和她那如海一般的目光……

可是，夢幻畢竟是飛霧與輕煙，它把你從理想中帶出來，又把你向現實裡推進去。現實展示給我的是：需求與獲得是一種數學上的反比，我並未要求她給我很多，但是她卻給我更少。在短短的五月裡，我和她之間本來沒有什麼接近，可是五月最後一天消逝的時候，我感到我們的相隔卻更疏遠了。恰似那水上的兩片浮萍，聚會了，又飄開了，那可說是一個開始。也可說是一個結束。

紅玫瑰盛開的時候，同時也播下了枯萎的資訊，詩人從一朵花裡看到一個天國，而我呢？卻從一朵花裡看到我夢境的昏暗與逗回。過早的凋零使我想起託姆普孫（Francis　Thompson）的感慨，從舊札記裡，我翻出早年改譯的四行詩句：

最美的東西有著最快的結局，它們即使凋謝，餘香仍令人陶醉，但是玫瑰的芬芳卻是痛苦的，對他來說，他卻喜歡玫瑰。

不錯，我最喜歡玫瑰，可是我卻不願再看到它，它引起我太多的聯想，而這些聯想對一個有著犬儒色彩的文人，卻顯然是多餘的。

在玫園主人熱心經營他的園地的開始，他收到我這棵早調了的小花，我雖一再說這是我送給他的禮品，他卻笑著堅持要把它當作一裸“寄生物”。費了半小時的光陰，我們合力把它種在玫園的牆角下，主人拍掉手上的泥巴，一邊用手擦著汗，一邊宣佈他的預言：“佛經上說‘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我們或許能在這棵小花身上看到幾分哲理。

明年，也許明年，它仍舊會開的。

煙霧已漸漸消失，我從往事的山路上轉了回來，主人走到桌旁，替我接上一支菸，然後指著窗外說：“看看你的寄生物吧！去年我就說它要開的，果然今年又開了。還是一朵，還是和你一樣的孤單！”

望著窗前低垂的暮色，我站起身來，遲疑了很久，最後說：“不錯，開是開了，可是除了歷史的意義，它還有什麼別的意義呢？它已經不再是去年那一朵，去年那一朵紅玫瑰謝得太早了！”

（後記）

一九五○年六月九日，我正在新化附近服役，突然接到Rosa給我的信，定了題目——《紅玫瑰》，叫我寫一篇散文送她。六月十四日我寫好寄出，後來才知道被她修改幾個字，發表在《臺大四十八年外文系同學通訊》裡了。退伍後我又把它稍加修改，發表在一九六一年四月六日的臺北《聯合報》副刊。現在我又改幾字，收在這本小書裡。追想起來，這篇文章前後被她改了一次，我改了至少六次。

如今Rosa已去美國，已經形同隔世了。我懷想這個使我眷戀不已的小女人，愈發對這篇文章另眼看待。就文章論，它是我少有的一篇不說嘻皮笑臉話的作品，許多朋友讀了，都覺得它有一種陰暗蒼茫的氣氛，認為這“不太像李敖的風格”。

今晚深夜寫這篇（後記），心情多少有點兒沉重，我抄出三年前意譯的一首浩斯曼（A。E。Housman）的小詩（曾經抄過一份送給Rosa的），用它來表達我內心的隱痛（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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