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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城鄉沸騰起來，成千上萬的紅衛兵紛紛走上街頭遊行，歡呼毛主席最高指示發表。許多中學生熱淚盈眶，連夜寫出決心書，向毛主席黨中央宣誓，堅決響應毛主席號召，到廣闊天地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一輩子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還有許多人表示，越是艱苦越向前，到祖國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主動要求到革命聖地瑞金、延安、井岡山和邊疆地區插隊蔚然成風。

全國落實最高指示行動最快的下鄉隊伍是上海某中學一群初中生，他們連夜收拾行裝，十二小時之內就離開學校和家鄉前往蘇北農村插隊。因為時間倉促校方來不及聯絡汽車，他們是自己揹著行李，邁開雙腳走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

“文革”以來全國首支下鄉插隊的知青隊伍來自首都北京，領頭人為北京25中學高三男生曲折，人數共十人。他們於1967年深秋離開北京前往內蒙古草原插隊，臨行前在天安門金水橋畔向毛主席集體宣誓。他們的自覺行動比毛主席最高指示發表還早整整一年多。

另一支主動下鄉的知青隊伍於1968年2月出發，他們共有55人，來自北京多所中學，其中不乏名校學生。他們向毛主席宣誓之後去了雲南西雙版納農場插隊。當地人稱“北京55”。

報載，1969年2月，天津市灣兜中學30名紅衛兵，步行一千多公里路程去到山西省平陸縣毛家山生產隊插隊落戶。他們創造了步行下鄉插隊的歷史紀錄。

另一個歷史紀錄是一群上海中學生創造的。他們在春天接到通知到祖國北疆的北大荒插隊，但是等到他們不遠千里來到北大荒，結果卻發現有關部門通知搞錯了。於是他們只好掉頭向著另一個正確的方向——祖國南疆的雲南西雙版納前進。等他們終於到達目的地，時間已經來到秋天，行程超過萬里，因此他們堪稱耗時最長、下鄉行程最遠的知青。

據不完全統計，僅1969年，全國下鄉知青人數已經接近300萬人。至次年，達到573·4萬人。到“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全國下鄉知青總數累計已達1700萬人。

2。越境

1968年6月，一個長途跋涉的中學紅衛兵終於來到國境線中國界河一側。

他是個身體單薄的男學生，稚嫩的嘴唇上甚至還沒有來得及長出軟軟的鬍鬚來。他穿一件洗得發白的中山服，褲腿高高挽起，足蹬一雙解放鞋，肩頭上挎一隻草綠色書包，我猜想他的書包裡也許還珍藏著一本薄薄的手抄本《格瓦拉日記》。他的名字叫鄔江河，雲南省某衛生學校學生，因為衛校提前將學生分配下鄉當知青（赤腳醫生），因此他17歲的人生足跡就從就從家鄉城市一直向著邊疆延伸，最後在界河邊上短暫停頓下來。

三十幾年後我有幸認識了這位游擊隊員鄔江河。已經人到中年的老鄔嚴肅地對我說：我至今仍然堅持我的選擇。儘管金三角革命沒有成功，但是我曾經選擇一個壯麗的事業併為之奮鬥，這就足夠了，我沒有虛度人生。

據我力所能及的資料查閱和採訪判斷，鄔江河是第一個參加金三角游擊隊的中國紅衛兵（知青）。他是一個帶頭吃螃蟹的勇者。

與鄔江河不同，以後成長為游擊隊旅級幹部的康國華是一個階級出身的叛逆者，促使他跨越國境的主要動機出自對階級偏見的勇敢反抗。康國華出身非勞動人民家庭，其父在1949年以前曾經擁有一家牙膏工廠，對一個出身資產階級家庭的知青來說，他怎麼可能在廣闊天地裡“大有作為”呢？誰會來拯救一個資本家後代的渺小靈魂呢？於是在1969年2月，也就是康國華下鄉第二個月，這個資本家的兒子悄悄離開插隊的騰衝山區，步行兩天兩夜來到界河邊。

一陣嘹亮的軍號聲擊碎界河的黎明，氤氳的霧氣在東昇的朝霞中漸漸隱去。極目遠望，在界河對面黛黑色的山谷裡，男知青看見一面游擊隊招兵站的紅旗跳躍而出，這小小的一點紅色極大地鼓舞了他，他感到自己的心臟像一張帆，頓時被海風鼓得滿滿的。

這一天康國華只有16週歲，距離他徹底告別我們這個陽光普照的光明世界還有一年零七個月。

高幹子弟梁曉軍也是在1969年2月的一天跨過界河的。

這一天是中國舊曆大年三十，通常這天晚上中國人都要吃團年飯。但是梁曉軍無家可歸，因為他的“走資派”父親已經被打倒，身陷囹圄。梁曉軍下鄉第二天就失蹤了，他無法阻止運動，但是他能夠力所能及地同一切屈辱和不公正命運抗爭，這種抗爭的惟一方式就是幹革命。即使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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