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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3年大雪漫天的1月，“臘七臘八，凍掉下巴”的季節，這支游擊隊特別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人物，使它能夠再支撐上一段時間——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

如果巴彥游擊隊不是這時候垮掉了，而是再熬撐上一段時間，也不是沒有轉機的——因為“1·26”指示信很快就要傳達下來了。

紅32軍南滿游擊隊代理政委上任後的第一個舉動，是率領這支缺乏給養、彈藥，更缺乏信心的隊伍，發起攻擊。

軍事智謀，乃至生活哲理，第一個，也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徵，就是曉得什麼是你能夠做到和不能做到的。一支強大的隊伍要進攻，這樣的道理不用講。一支弱小的隊伍同樣需要進攻，而且更需要進攻，就不是一時半會兒能講得通的了。你說咱們眼下就像冰天雪地裡凍得瑟瑟發抖的人，你越佝僂，縮成一團，就越冷，只有甩開膀子活動起來，才能發熱出汗。有人會說你這個比方不對，或是在心裡衝你搖頭，說咱們的游擊隊就像個得了大病的人，自己都顧不過來自己了，還要找上門去打架，這不是瘋了嗎？那就打個勝仗。說一千，道一萬，打勝仗才是硬道理，勝利總是最有說服力的，只是你得明白能夠打什麼樣的勝仗。

游擊戰，偷襲戰，打了就跑。先是打下蛤蟆河子的“會房子”（保民會的據點），繳獲“會兵”（保民會的反動武裝）長短槍10支，還有一批給養。接著，又在鐵路工人的配合下，襲擊吉海路老爺嶺日本守備隊一個小隊，斃傷日軍9人，毀壞鐵甲車1輛。官兵信心、士氣大振，對這位還習慣地稱為“省委特派員”的代理政委，開始信服了。

從1月底開始，日偽軍先後調動近兩千人馬，對磐石地區紅軍游擊隊和各色反日武裝發動連續4個月的“討伐”。南滿游擊隊與敵接仗幾十次，其中比較大的戰鬥4次，頭兩次的對手都是被稱為“降隊”、“漢奸隊”的“東江好”和“毛團”。游擊隊佔據有利地勢，一邊阻擊敵人，一邊大打攻心戰：“紅軍是窮人的隊伍！”“士兵不打士兵！”“勞苦兄弟聯合起來，打倒共同的敵人日本子！”這種敵人本來沒什麼戰鬥力，一聽這些口號就更鬧心了，有時再尋機派出支小部隊到敵人屁股後頭打一陣子，那仗也就沒什麼打頭了。

後兩次就是跟日軍對陣了。鬼子裝備好，訓練有素，也頑強，只是它在明處，游擊隊在暗處，機槍、大炮找不著北，使不上勁。最後一次就是伏擊戰，在日軍來路上伏擊，退路上還襲擾、伏擊。兩仗殲滅十多個鬼子，游擊隊無一傷亡。

在這次“討伐”中，磐石地區反日武裝有的垮了，有的插槍了，還活動著的或多或少都有損失。而紅軍游擊隊打的仗最多，對敵人的打擊也最大，還發展、鍛鍊了隊伍，使自己在“1·26”指示信後的統一戰線中佔據了有利地位。

楊靖宇無疑是力挽狂瀾式的人物。但在宏觀、戰略上被北方會議蓋了帽的大背景前提下，無論怎樣變通，也無論取得多少戰術上的勝利，也是難以力挽狂瀾的——除非上級改弦易轍，除非你是神仙。

“1·26”指示信

1933年1月26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根據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二次全會精神和部分參加東北抗戰的同志的彙報，寫了一封《中共中央給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論滿洲的狀況和我們黨的任務》，即後來通稱的“1·26”指示信。

指示信是王明代中央起草的。王明這時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政治局書記處書記。

指示信由莫斯科送到吉東局，吉東局書記孫廣英親自送到滿洲省委。信是用藥水寫的，再用藥水處理顯示出字跡，後面署名“中央”，就有了疑問。既是中央指示，為什麼不是來自上海，而是莫斯科？省委與上海是經常有交通員往來的呀？省委尚不知道半年前，中央已由上海遷到江西中央蘇區，上海只是設有中央局領導白區工作機關。認為這封信是假的，還有一個理由，就是這封信的內容與北方會議以來的中央檔案精神大不相同，而這也正是一些人堅持信是真的理由，認為它比較符合滿洲的實際情況。

接下來爭論的焦點，是部分地還是全部地執行這個檔案。有人認為南滿磐石、海龍地區群眾基礎好，紅32軍的旗幟已經打出去了，且有很大影響，可繼續搞紅軍和蘇維埃，其他地區則搞人民革命軍和人民革命政府。以魏抱一為首的一些人認為，指示信是決定東北戰略全域性的，應該全部貫徹執行。

省委將自己的意見報告中央，請求指示，上海方面沒有迴音。形勢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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