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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堂十分敬重趙尚志，欽佩他打鬼子的精明、幹勁和戰績。周保中到下江後，很尊重李華堂，李華堂對周保中也頗有好感，許多問題求助周保中。但與謝文東的8軍不同，9軍始終與3軍保持友好關係，未脫離聯總。“奸老奤”始終記得在他最困難的時候，是趙尚志和3軍幫助了他。他與3軍派來的軍政治部主任李熙山，相處得很好，郭鐵堅等人也受到他的信任。他對北滿臨時省委撤銷李熙山的9軍政治部主任不滿，對繼任的魏長奎避而不見。他對北滿省委不與他商量，即決定9軍主力西征不滿。而這些不滿，或多或少都與對北滿黨內大批趙尚志的不滿有關。

1938年12月2日，高禹民給省委的報告及工作提議中說：

要多向華堂同志作解釋和說明北滿省委現在和過去的不同。

9月4日，《周保中給張壽海А⒔鴆嘸氨甭�偈筆∥�韝涸鶩�鏡男擰分興擔�

八軍問題的確被傾向路線鬧得領導不易、複雜、辣手。

無論謝文東對趙尚志有多少不滿，也無論應不應該把“奸老奤”換成“奸老謝”，像李華堂一樣，在抗戰打鬼子上，他都不能不佩服趙尚志。眼下，這些人對趙尚志這樣的“共產派”尚且如此，將來又會怎樣對待他這樣的“民族派”呢？

“咱們的隊伍還要咱們自己去說了算。”沒人說謝文東的這句話是雙關語，更沒人說謝文東、李華堂的叛變，8軍、9軍的潰散，是“反傾向鬥爭”所致。但是，這場曠日持久的好像並不涉及到他們的“反傾向鬥爭”，使他們與共產黨疏遠了，而不是親近了，絲毫無助於堅定他們的抗戰信念，只能使其更加動搖，當是無疑的吧？

整個的說來，希望東北黨同志應站在黨中央一致的路線下集中力量，努力衝破目前日寇向東北遊擊運動的各種進攻，不要離開原則立場的爭論，若把黨和群眾隔離，黨內人與人對立，黨所領導的抗日軍隊對立，誰這樣做誰就是革命的罪人。

這是1938年6月26日，《周保中關於東北遊擊運動的方針、黨的組織原則問題及對三軍、獨立師部隊目前工作活動等給侯啟剛同志信》中的文字，而且還是“中共中央代表團認為”的，可結果又能怎樣？

在這場全面否定珠湯聯席會議以後的路線、策略，批判、清算“左傾”、“左傾關門主義”、“反黨”、“反中央”路線及其分子的鬥爭中，北滿黨和軍隊的高階幹部（師以上）中，12人被開除黨籍並撤職，10人被撤職，3人被嚴重警告。而無論這些人的錯誤，乃至“罪行”多麼嚴重，沒有任何人說他們是不抗戰、不打鬼子的。

從1938年初至1940年初，這場“反傾向”的“路線”鬥爭，歷時兩年才告結束，而其影響為時更遠。

在那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甚至不得不用戰友的遺體維持呼吸運動，以求生存、戰鬥的歲月，這些與日寇不共戴天的肩負重任的共產黨人，就在那些緊張的戰鬥間隙奮筆疾書。許多檔案長達幾千字，有的近3萬字。凡是看過《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檔案匯記》的人，都清楚在同時期的檔案中，這類文字所佔的是種什麼樣的篇幅——那僅僅是耗掉了包括交通員在內的多少人的精力和時間嗎？

筆者實在搞不明白（我想讀者也是一樣），可以不記舊仇夙怨，跟曾經反共的抗日武裝搞統一戰線，甚至“抗日反滿不併提”，期望把漢奸都統戰過來，而對趙尚志這樣堅決打鬼子，而且特別能戰鬥的共產黨人，為什麼卻容不得呢？

歷史的事實是，一些似乎只能幾筆帶過，甚至好像根本就不曾存在的東西，恰恰是危害最大、最需要記取的教訓。

日本關東憲兵司令部編印的那本《滿洲共產抗日運動概況》，稱這場筆戰為“吉東、北滿兩省委間之傾軋鬥爭”，“中共東北黨（軍）最近無論主觀方面以及客觀方面均處於最困難之惡劣條件下”。

在那兒偷著樂的，只能是誰？

傻老趙？精老趙？

在“金策同志的意見一束”中，金策引用“下級同志如馬德山、徐光海、六軍五師高主任以及三軍各幹部所說的，尚志同志走了、××同志提出意見書了，尚志同志不走的話，不能提出來吧？”

現在，讓我們端詳、解讀一下早已遠去了，對這一切一無所知，卻被各種強光燈追攆著聚焦的趙尚志。

難得把誰放在眼裡，也不會順情說好話的侯啟剛說：“尚志同志最聰明，記憶力最好。”

聰明（有人還說“絕頂聰明”）、自信、剛毅、果斷，什麼事情到他那兒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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