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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和臺灣地區，並沒有完全採取自由貿易政策，而香港地區和新加坡則相反。發展中國家要建立本土的技術能力，需要付出特別的努力，如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已經消除了大部分非關稅壁壘和高關稅，因而有理由認為，進一步的自由化已經不再是當務之急。還有，我們需要討論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是否對發展中國家的政策自主性施加了過多的限制，本章的倒數第二節將回應這方面的問題。

初級商品出口國面臨的陷阱６４

2000年，在發展中國家的產品出口中食品只佔9％，工業用農業原材料佔2％，礦石和金屬佔4％，總的比例為15％，比1990年的24％大為下降。同時，在2001年，在發展中國家的全部產品出口中，燃料佔21％，製造品佔61％，從這裡似乎可以輕鬆地判斷出，初級商品出口對於發展中國家已經不再重要了，但實際是不對的。許多國家依然嚴重依賴這些初級產品，燃料以外的初級產品佔自己的產品出口額的一半甚至更多的國家包括：貝南、蒲隆地、喀麥隆、智利、象牙海岸、衣索比亞、甘比亞、迦納、瓜地馬拉、幾內亞、宏都拉斯、肯亞、莫三比克、尼加拉瓜、尼日、巴拿馬、巴拉圭、塞內加爾、蘇丹、坦尚尼亞、烏干達、烏拉圭和辛巴威。總體來說，有50個以上的發展中國家依賴三種甚至更少的商品，佔其出口收入的一半以上。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有17個國家的非石油初級商品出口佔全部出口收入的3/4以上。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確定的高負債貧困國家（HIPC）中，有37個初級產品的出口佔全部商品出口額的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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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節：外貿帶來的傷害（21）

這種情況為什麼會發生，我們又應該以及能夠為此做些什麼？答案是非常直接的。初級產品的需求增長緩慢，但供應卻在增加……部分是因為新的生產商加入，部分是因為生產率的改進。此外，需求和供給對於價格的反應（即其價格彈性）非常小。例如，過去10年以來主要咖啡消費國的咖啡消費量非常穩定，而產量卻在擴張。根據世界銀行的估計，從1997～1998年的9　600萬袋提高到了2002～2003年的1。226億袋。結果是顯而易見的。供給的小規模調整，例如某個大的生產商的收成不好，就可能帶來價格的巨大波動。同時，對於原材料產品的需求又受到增長模式轉變和不斷創新的不利影響。高技術產品和服務的增加不需要消耗那麼多的傳統原材料，而光纖的普及則對銅的消費造成了致命打擊，正如塑膠對於鋁製品的打擊一樣。

我們能為此做些什麼呢？簡單地說，唯一能夠推動價格提高的政策就是削減供給。高收入國家如果願意是能夠削減這些供應的，但所有這些國家卻透過自己的農業政策增加了供應。發達國家不願意，因為這會損害自身的利益。發展中國家要減少自己的供應，更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此前有過嘗試和失敗的經歷，主要因為政治方面的原因：利益的分歧太大，以及缺乏相互配合的能力。最簡單的政策是達成普遍的、較高的出口稅率，而把收益再轉移給國內生產商，這樣的機制很難實現，而關於統一供給價格的協定則更難達成。不幸的是，由於缺乏供給方面的管理，私人組織制定的初級產品的〃公平貿易〃計劃的增加不會帶來預期的更高收入。這樣的計劃在理論上可能使某些生產商得到較高的價格，但如果價格的提高會帶來投資，導致產能的相應提高，最後還是會損害大家的利益。而且實際上，這樣的公平貿易運動根本就不可能產生影響：只有不到1％的可可、茶葉和咖啡是在這樣的公平貿易協定下進行的，而在棕櫚油和椰子油貿易中，這樣的協定完全不存在。

除了供給和需求的基本作用以外，商品貿易還涉及三項重要的政策。第一，是否有可能建立更有效的機制，以確保農民免受價格波動之苦？第二，發達國家關稅水平的提高，嚴重歧視了發展中國家提高自己產品附加價值的活動（下文將涉及），這是很長時間以來一直延續的惡習了，並沒有絲毫減弱跡象。第三，國際商品交易過分集中在少數大企業的控制中。例如，雀巢和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就控制了烘烤咖啡和速溶咖啡市場的一半左右。樂施會認為，如果廢除交易板制度（marketing　board），雖然會很沒有效率，卻能帶來對抗寡頭企業的制衡力量。這看來也很不現實。如果目前的世界貿易組織談判回合中能把促進市場競爭的內容包括進來，這可能是個很適合起步的地方。最後，過分陷入商品貿易對於國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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