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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爸爸”，也有點像“管道的學問”，醍醐灌頂，突然間似乎明白了許多。

於是2001年開始搞“洪顧問”工作室。由此，我便是“蜘蛛”了。

想想20來留給自己的東西，看得見的東西只有一身的小毛病：什麼椎間盤問題、勞損問題、結石問題等。好在仍然年輕，還可以學習蜘蛛結網。

一段時間後，發現蜘蛛結網網蟲比青蛙現找現吃麻煩多了。

在蟲們稀少、分散、分佈不均勻的情況下，青蛙比較靈活，那裡蟲多往那裡跳。就是我們常見的“跳槽”。

20年打工生涯好像都在跳槽。先是當鄉幹部，每月元，工作飽和而辛苦，也常自得其樂，弄一點詩文書法、吹拉彈唱之類，坐在高出街道幾十米廟宇般威嚴的鄉政府辦公樓前的石凳上，看看賣苕藤、買化肥、送女相親、吆三喝四的芸芸眾生，不免飄飄然。

造化弄人，幹不長，4年剛到就只好遺憾的離開。

後來當記者。用我們鄉政府老幹部“何公事”的說法，單位出錢供你遊山玩水，造訪民風，感觸民情，機會多好。給同僚即將回家務農比起來，甚至給城裡那些拿了電大文憑尚不能如願當記者的同學比起來，的確運氣來了。

當記者每月工資47元錢，一個娃娃家也夠了，按說也沒有跳槽的理由，結果還是離開了。

到涼山，說是“逼上涼山”，可能是文人喜歡用現成的經典短語，實際上高興還來不及呢？

你在內江，雖然環境好一些，機會多一些，造化可能大一些，但只能等候繼續做臨時工啊，既然“泥飯碗”端起來懸吊吊的，到涼山吃商品糧，端“鐵飯碗”；不正是少年時期做雞生意時的夢想嗎？加上運氣不錯，遇到個好縣長、好主任，一展幾乎平生報負。有什麼理由離開呢？

跳槽為什麼？

也不管什麼原因，還是離開了。好不容易端了個“鐵飯碗”，即正式的縣級機關幹部，也似乎呆不下去，還是離開了。

既然喜歡私營企業的用人機制，追求平等自由競爭，那就好好的幹吧；連希望集團、迪康集團這麼好的單位，幹了那麼久，甚至那麼得志，還是離開了。離開為什麼？現在想來，這就是“青蛙”的悲哀了。

做“青蛙”20年，先是月底摸出兩毛錢都說是大票子，接著是出門找工作還讓父母去鄰居家借錢，到了30歲該結婚的時候，置辦不起傢俱，讓人家董主任操心，最後到了夢中的“希望”總該有錢了吧？

1994年春節，我從“希望”攜全家“衣錦還鄉”：從三姐家拿了臺舊彩電，月薪400元，半年存了1000元。我和母親、老婆、一歲的孩子登上了成都開往西昌的“站票火車”。可恨的是母親幫我揣的錢被小偷割包偷走。回到家裡一分錢沒有。同僚說：“老洪出去掙了大錢了？”，我只有苦笑。

1996年從上海回四川過年，原想兄弟們幫上海希望飼料公司賺了2000多萬，老闆該讓大家坐得起飛機噻。總經理王長青說：“你們中層幹部至少萬把塊錢要給噻”。沒曾想，坐火車都只能坐硬座。

有個兄弟夥畫了幅塗鴉式漫畫，說一位老闆提著一麻袋錢準備出工廠大門，有位兄弟說：“老闆，今年就是這樣子啊？”，老闆不好意思，從麻袋裡掏出幾萬塊錢：“兄弟夥，拿去喝茶！”

好在遇到比較耿直的迪康集團老闆，一見面就給我說：“老洪，你來不來迪康，我都幫你解決‘農轉非’”。這話讓人大有“士為知己者死”的感慨。

“迪康”待人就是不一樣，工資是成都市同等企業最高的，月薪4800元，比“希望”這個中國“500強”翻了一番。配手機、租住房，最瀟灑的是“一個月報一次賬”，言下之意，兄弟們偶爾朋友之間消費也可報賬。用曾老闆的話說“兄弟們憑良心哈”。

很幸運，從“迪康”工作三年下來，存了20000多塊錢。當然所謂來不來迪康都給你解決“農轉非”，戲言耳。

在鳳凰衛視舉辦的招待會上，有幸與尊敬的“小平同志”之長女見面，當說起中央電視臺廣告競標“舉牌億元”者是位農民時，與席朋友都覺得很稀奇。

我給他們說：“我這個農民可是有大專文憑，進修過研究生的嘞，小平同志九二南巡談話思想，我們農民可是在七十年代就在私議啊”。

好在這時的中國人已經不信神，要不這話可犯忌諱呀。大家付之一笑。

不過，迪康曾老闆說了給我解決“農轉非”沒有辦到，我還是介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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