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3章 商務司（2） (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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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自開海以來，贛商們就已經嗅到了商業危機，卻又無可奈何。

贛商多是草根創業，他們廣佈分散天下，有種螞蟻精神，依靠合法合規的經營，把小生意經營到極致，默默的打下一片天地。

而且贛商們做生意不像徽商、蘇商那樣喜歡和政治沾邊，搞官商勾結，特權壟斷。

贛商也不會像粵商、閩商那樣對抗朝廷政令搞違法走私貿易，或者像晉商、陝商那樣割據一方。

正因為贛商們小富即安的精神，雖然江右商幫非常有名，生意遍佈天下，卻沒有出現非常有名的大商賈。

江右商幫以陳楚生為首的贛商，敏銳的覺察到，這次朝廷設定商務司，規範化市場，對他們這些贛商來說，是利大於弊的。

從今往後，贛商們只要向朝廷繳納商稅，也可以從海貿市場中分得一杯羹，不再是任由沿海商人拿捏盤剝，做一個原材料搬運工，賺那麼點辛苦錢。

陳楚生率先表示，江右商幫代表贛商積極繳納商稅，支援朝廷的決定，並呼籲其他商幫也積極響應。

以廣州商幫和潮州商幫為代表的粵商也緊隨其後表態，支援朝廷政策，按規繳納商稅。

粵商無論對外海貿、還是國內銷售市場都非常有名，除了經營手工製品、瓷器和藥材外，更是對海內外出口數以百萬計的鐵質器具。

像廣東佛山製造的鐵鍋稱之為“廣鍋”，聞名於世界。

廣東佛山的冶鐵技術非常發達，正德十五年（1520年），廣東冶鐵年產量為1800萬斤，到了嘉靖十年（1531年）增至2760萬斤，佔全國冶鐵產量的百分之六十，可以說佔了大明冶鐵的小半壁江山。

可惜隨著天啟、崇禎年間時局敗壞，廣東佛山的冶鐵產量卻急劇下降，已經大不如前，年產量降至500萬斤。

因為在天啟、崇禎時期，廣東佛山承擔了太多“答應”公務，從而嚴重阻礙了冶鐵發展。

按大明朝規制，宮廷和官府所需用的物品﹐可以透過歲辦或採辦形式﹐取之於各行業的商民。

商民必須無條件上供朝廷所需物品，這叫“答應上務”或“答應公務”。

在天啟、崇禎時期，廣東佛山承擔起大量北方備虜、剿寇所用軍械。

廣東佛山作為大明最大的民營冶鐵集散地，上供“答應”的鐵器包括鐵鍋﹑鐵灶﹑各種軍器﹑鐵釘﹑鐵線﹑煎盆鑊等。

而鐵釘行蠹(即幫辦的爐戶)帶差沿村詐索，不該“答應”的爐戶也在官吏的聚斂之列﹐強行“取辦”﹐致炒鑄各行雞犬不寧。

這種貪汙腐敗和欺詐行為，引發了工匠們的嚴重不滿。

天啟二年，發生炒鑄七行工匠罷工反抗；崇禎六年，又發生耳鍋匠﹑鋸柴及諸爐戶的反抗事件。

而且隨著大明的各種天災人禍，漕運堵塞，朝廷財政不足，已經無力疏通漕運河道，國內市場需求下滑，沒有市場就沒有利潤，也就沒有了資本積累，佛山大量民營冶鐵作坊紛紛倒閉。

粵商會表態支援朝廷設立商務司，一是因為自丁魁楚任兩廣總督以來，已經大部分開始實施商稅了，現在朝廷出這個商務司的政令，對他們來說好像並不算壞事。

另一方面是因為這一年多以來，朝廷擴建軍工作坊，還有官方安置大量的流民，急需大量的鐵料，朝廷透過明華堂的商業渠道，從粵商那裡採購了大量的鐵錠和各種成品鐵器農具，光是鐵鍋就買了十幾萬口。

朝廷這次採買過程中，一改之前的徵派手法，而是透過明華堂按市場行情的合理價格採購，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佛山冶鐵製造業，也收穫了粵商們對朝廷的信譽度。

大明朝廷以往的信譽和名聲實在是太臭了，比如宮廷採買參與者一般都有太監，這些人透過購物短價、惡性敲詐、強行徵派等不正常手段從中牟利，讓商人們苦不堪言。

朱由崧為了改善市場經營環境，早就取消了“答應”這種宮廷上供製度，商人們已經無需向宮廷上供，少了那道遭受官吏盤剝的途徑。

如今粵商們不想失去朝廷和國內的大宗貿易市場，所以也表態極力支援朝廷政策。

然而，其他商人仍然心存疑慮，認為這只是朝廷權宜之計，榨取商人的財富手段而已。

要知道大明的商人在朝廷眼中只是肥羊而已，朝廷的信譽在民間幾乎為零。

朝廷官員勒索商人那是常有的事，像魏忠賢搞的“黃山大獄”就讓江南商人們膽寒。

天啟年間，歙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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