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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為止克里所接受的最大的國家性媒體的採訪中，他出現在了NBC的《與媒體面對面》（Meet　the　Press）訪談節目中。在訪談過程中，他就美軍在越南犯下暴行的程度進行了討論。在幕後，白宮一直試圖去質詢甚至干擾他的言論。在科爾森的備忘錄中記載道：“大量有關VVAW尖酸刻薄的問題都被準備好了。”

在這個節目中，克里被問道他是否也曾犯下過此類的暴行。克里用一種濃重的肯尼迪口音，坦誠地回答他做過。在以後的很多年裡，他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始終如初。

“這有很多很多型別與性質的屠殺，我必須要這樣說，是的，是的，就像千千萬萬其他士兵一樣，我也犯下了同樣的錯誤（屠殺），我也曾在自由交火區開火。我也指揮部下去騷擾村莊。我使用過50毫米口徑的機槍，這是我們被批准、被命令使用的武器，是我們抵禦敵人的惟一武器。

我們參加過搜查和毀壞行動，在一片火海的村莊我相信，那些策劃了這些的人，那些制定了自由交火區的人，那些命令我們戰鬥的人，那些用無線電指揮空襲的人，按照法律，按照審判上尉卡利的那條法律，他們都是犯下戰爭暴行的罪犯。”

克里這顆媒體之星開始綻放光芒了。幾天後，《紐約時報》刊登了對克里的人物概評，題目是《憤怒的越戰老兵：約翰·福布斯·克里》。《紐約時報》引用了克里對自己的描述：“仍然性情溫和。在任何意義上，我都不是一個激進分子，我想我僅僅是一個憤怒的青年。”

事實上，這是克里作為一名清醒海軍戰士的白描，他與尼克松私下很輕視的那些留著鬍子的嬉皮憤怒青年不同。當尼克松政府得知，另外一個與克里共同參加《與媒體面對面》的老兵憑藉他的社會地位和經歷誤導了觀眾，他們便試圖確定克里是否也誇大了他在越戰中的角色。克里在電視中露面的一天後，科爾森在備忘錄中表達了他的憤怒，但這並沒有對克里和其他VVAW組織者造成什麼破壞。他命令官員們去宣傳VVAW是“一個邊緣組織，該組織的資金來源不明，它並沒有實際代表老兵，這群棘手的傢伙是一群狡猾的沽名釣譽者為了阻止他們，我們必須要做出更多”。

尼克松政府試圖阻止這些老兵在華盛頓的國會大廈前遊行。但這種阻撓卻使反戰者們獲得媒體更多的關注——那種他們在底特律夢寐以求的關注。儘管白宮千方百計阻撓，反戰者們仍然獲得准許遊行，他們在國會前搭起了帳篷，打出了橫幅。馬薩諸塞的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也來到了這裡與克里會面，他的到來給這次遊行帶來了更多的關注。

儘管克里短期參加過肯尼迪1962年的競選，但這卻是兩個人第一次見面。“我對此記憶猶新，走進帳篷，他介紹我與其中的一些老兵見面。”肯尼迪說，“我記得我坐下和他們交談，那天晚上在那裡停留了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肯尼迪站在了克里的這一邊，八名VVAW領導者和一些支援他們運動的參議員安排了一次見面。克里、在底特律講述令人震驚的證詞的卡米爾，還有其他六名老兵參加了在參議員菲利普·A。哈特家中舉行的一次資金籌集會，並與幾位參議員會面。參議員菲利普·A。哈特是來自密歇根州的民主黨，他非常熟悉“冬日戰士”聽證會，而且對老兵的反戰運動充滿同情。當晚的一位客人是參議員威廉姆·富布賴特，他是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主席。

卡米爾記得這次會議真是前所未有，在這裡，既有衣冠不整的老兵，又有彬彬有禮、衣冠楚楚的政客，還有衣著體面的服務生為這些極度飢餓的反戰者提供“幾乎少之又少的方形麵包”。克里身著質地精緻的衣服，他看上去很整潔，帶著貴族的氣質，卡米爾回憶道，而他和其他老兵們穿著滿是皺褶的衣服，由於睡在國會前的帳篷裡，他們已經好幾天沒有洗澡了。

參議員們也顯然意識到了他們之間這種顯著的差異。當卡米爾對著富布賴特誇誇其談，說他支援1964年引發了越南戰爭的東京（越南北部一地區的舊稱）海灣決議時，參議員走開了。而當參議員們討論該由誰去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作證時，他們都選擇了舉止優雅的克里。克里正和他的朋友喬治·巴特勒在一起，在這之後他們一同去了喬治敦公寓巴特勒繼母的住所。在那裡，克里一整晚都在奮筆疾書寫講演稿，這篇講演稿將徹底改變他的生活。

1971年4月22日，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聽證室中擠滿了人，27歲的克里身著綠色軍裝，胸前佩戴著他的銀星勳章和紫心勳章，出現在了證人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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